“西安事变，逼蒋抗日。1936年10月蒋介石（中披斗篷者）在西安视察部队，右为杨虎成。 　　面对日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当时中国政坛上的两个最大的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严重的分歧，形成两条截然不同的对抗日战争的指导路线。在国民党政权下，封建的土地关系丝毫没有变化。他们不能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当然不能使中国资本主义化。那时中国的重工业根本谈不上(1933年钢产量只有3．5万吨)，在轻工业中棉纺织业最发达。但拿1936年同1924年比较，在全国的纱锭总数中，外国资本拥有的份额由42．9％增加到46.2％，民族资本拥有的却由57．1%下降到53．8％；外国资本拥有的布机由54．8％增加到58．1％，民族工业拥有的却由45．2％下降到41．9％。在国民党开始取得全国政权时，中产阶级曾指望它能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果却得到濒于亡国的局面。因此，国民党从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力图使抗战的进行不致损害他们的统治地位，并且在打败日本侵略者后继续他们的统治，因而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只是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并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的根本改革，不给人民以抗日所必需的民主自由权利，不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防止人民力量在抗战中发展，反对抗日战争成为人民大众的抗战。国民党于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在抗日方面表现的态度是积极的，但对发展民众运动加了不少限制。 　　那么，如何使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提出一条全面抗战路线。共产党指出，中国是有力量进行抗战并最后取得胜利的，这种力量的最深厚的根源是在广大人民中。只有动员和组织人民，才能抵御强敌。因而必须在全国进行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地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抗战，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 　　两条路线，两个前途。采取全面抗战路线，必将得到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国家自由解放的前途。采取片面抗战路线，就不能取得抗战胜利，而可能得到一个日本占领中国的前途。这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并且贯穿在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 　　“七.七事变”后，整个局势会怎样发展，还不十分明朗。这以前，日本在华北已曾多次制造过地方性的武装挑衅事件。卢沟桥所发生的，究竟是一次地方事件，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全面军事进攻的开始？许多人一时还不能看清楚。当时位于延安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却立刻作出判断：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惟一出路，必须立刻旗帜鲜明地喊出这个口号。 　　7月8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刚刚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毛泽东深知，要促成蒋介石下定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单靠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在全国造成一种声势。毛泽东指定南汉宸，以毛泽东及红军代表的名义同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他自己在7月14日至20日间4次写信或致电给阎锡山，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他又指定张云逸奔走两广当局之间，“求得他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的方针，求得他们开展爱国运动，积极救亡”。他还和张闻天一起致电叶剑英：“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他们要求各事，我们都同意，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在外面与政府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惟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 　　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共产党的积极主张，一扫国内的沉闷政治空气。要求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热情空前高涨，到处沸腾起来了。“各地的大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各地党部，国民革命军的将领及各地方的军政长官，也表示了他们的积极，提出了抗战的要求。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到处要求行动的统一，并且到处组织了这类统一救亡的组织，这使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前进了一大步。” 　　在推动国民党进行全国性抗战的同时，红军参战的实际准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7月14日，毛泽东、朱德已向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将领下达“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同时要红军各路将领到云阳集中，讨论红军改编问题，并对红军参战、部队编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18日，延安召开市民大会，毛泽东到会讲演。据当时报纸记载：“演词激昂，听众均磨拳擦掌，热血沸腾，愿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 　　红军各部已陆续准备就绪，随时准备开赴前线。但是，在南京的谈判却并不顺利，国民党方面在各种问题上处处作难。直到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区和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使蒋介石感到不得不进行全国性的抵抗，否则自身的统治也难以保持，于是，在国共谈判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愿望。周恩来后来回忆：“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以名义，但是到上海打响了，他（指蒋介石）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要我们的军队去打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同国民党经过反复谈判，终于达成协议：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主力红军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 　　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依据与国民党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八路军下辖3个师：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第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八路军完成组建后，在毛泽东的筹划下，取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