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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指出，"国民党在1937和1938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所有前线的军队，不论陆军、空军和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这自然包括了1938年间发生的武汉会战。
但是，尽管国民党军事当局在武汉会战中投入了自抗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兵力、中华儿女为保卫大武汉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武汉会战最终还是失利了。1938年10月2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了弃守武汉的指令。
会战失利的原因多方面，归结起来，大致可以从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进行探究。
客观上看，中日当时在战争力量对比上处于敌强我弱的总体态势，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之后，国力增长迅速，工业逐渐发达，技术水平提升很快，战前年产钢已达640万吨、生铁309万吨。并且日本实施多年的对外军事扩张政策，特别是自甲午战争之后从中国搜刮了大量战争财富和资源，既极大地削弱了对方，又充实壮大了自身的侵略力量，因此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言，"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与之相比，中国"依然是一个弱国，我国在军力、经济力、政治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在大敌压境、外敌虎视眈眈的情形下，竟然声称"攘外必先安内"，致使大量的国力耗费在内战上，军费开支巨大，债务负担沉重，人民民不聊生，国内经济难以得到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始终处于较低水平，现代工业仅有萌芽，基本属于农业国，只能生产步枪、小口径火炮等轻型武器，根本无力建设和发展国防，年产钢不足千吨、生铁不足10万吨，坦克、飞机、军舰等重型装备没有自主研制能力，军队战斗编制中所配备的重型武器无论是数量还是类型，以及作战训练水平、战术思想与长期进行侵略战争准备的日军相比，更是落后许多，海空军实力更是无法相提并论。因此，自"七七卢沟桥"事变以来，尽管中国军队在人数上并不居劣势，但技术装备体系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在正面战场上依然节节败退，失地丢城，大好河山沦陷于日军蹂躏之下。
但是，实力上的客观因素并不足以解释武汉会战的失利。某种程度上，主观上的原因可能更为严重、更为深层次一些。这些原因大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战争指导思想上，国民党当局一直执行片面的抗战路线。这被普遍认为是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屡遭失败、失利的根本原因。抗战爆发之初，毛泽东就强调指出，对付日本的进攻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共产党的方针是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主张采取全国军队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实行民主等一整套办法。而实行这一方针，采取这一整套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毛泽东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单纯的政府抗战，只能取得某些个别的胜利，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国民党当局却并未采取如此全面、彻底的抗战路线，尽管蒋介石不断声称，"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但正如毛泽东所尖锐指出的那样，"国民党对于它的用以进行片面抗战的一党专政及其对民众的统制政策，还不愿意作原则上的改变"、如此"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
其次，会战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在作战指导思想上死板僵硬、严重落后、错判军情、指挥失当，特别是采取了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以步步为营的阵地消耗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既没有将阵地战与运动战、游击战充分结合起来，在注重防御的同时也没有重视有利时机、有利地形下的反攻作战，同时也没有将内线和外线作战很好的结合起来，特别是没有组建强有力的机动野战兵团，抓住敌人后方联络补给线较长、防守单薄的弱点于其侧翼或后方进击，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攻势防御力度很弱，处处设防、处处被动挨打。致使作战方法陈旧、呆板，面对强敌的优势装备和作战能力，拼实力、拼消耗，而在某些作战环节又计划不周或反复变更、组织不严密、用兵不当、有些行动准备不足而仓促混乱等等，结果，尽管中国军队基层官兵屡有浴血奋战的壮举，但作战主动权常常落于寻机进攻的日军之手，单线式的防御常常造成一处被击破，整个防御战线便大幅后退的状况。在总结抗战初期的作战教训时，毛泽东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军事上的失误，也是丧军失地的一个大原因"。他说，"我们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这是必要的。但主力必须使用于侧面，采取迂回包围战法，独立自主地抗击敌人，才能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
此外，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林立、山头四起，特别是蒋介石多年来刻意压制、抑裁非嫡系势力，致使军队战斗力大打折扣，战略指导和战役指挥体系混乱，作战协同、协调差。作战中常常发生一些将领为图保存实力或其局部利益，而置战局全局于不顾，各自行动、擅作主张、被动应付的事件，致使原本稳定的战局发生不利的陡变。再加之国民党军队内部腐败横行、内耗很大、军纪不良、官兵对立、军阀作风严重、官兵训练不足、综合素质低下、作战能力很低。一些高级将领和部队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斗志不坚，甚至有危惧、退让乃至贪生怕死、投降逃跑的心理，致使遭遇强敌违抗上级命令，不作坚决抵抗。如会战期间，隶属第9战区的第18师师长李芳彬肩负半壁山防守之责，但拒不执行坚守阵地的命令，擅自后撤，使日军轻松占领作战要点。而此时李芳彬竟然与该师参谋长一道置众多部下官兵生死于不顾，悄然离去，作了可耻的战场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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