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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是会战期间一处十分有名的地点，在战后不少人士关于那段历史的回忆录中常常提及。
1937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对外正式名称是第18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
办事处的职能部门包括总务、经理、文书、运输各科，有一个班的兵力专门负责办事处的日常保卫执勤，此外还有一个招待所，临时接待途径武汉的我党干部和一些党外友好人士、进步青年等。
办事处设立在汉口长春街上，现已成为一处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3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项英、博古、董必武等组织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长江局办公地点也在办事处。因此，这里既是我党当时在国统区一个合法存在的、可能也是最引人注目的联络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总部在国统区的总办事机关，也是我党一个重要的区域性指挥机关。
当时，华中、东南、华南、西南各处地下党的负责人和干部纷纷前来办事处，向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汇报、联系和请示工作，与此同时，延安派往南方工作的我党高级干部，许多也曾在此停留，其中包括张云逸、张爱萍、张国华等。此外还有南来北往的我党同志，不少也通过在办事处办理必要手续后再离开。
武汉办事处另外一项重要任务是为八路军、新四军筹措、转运物资。敌后抗战条件十分艰苦，枪支、弹药、药品、通讯器材等作战物资尤其匮乏，加之日顽的封锁扫荡，某种程度上，这些军需物资关系到我敌后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尽管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根据国共合作协议下拨一些，但基于限制我抗日力量发展壮大的图谋，在数量和类型上都十分有限，为此，办事处在领取和分发下拨的物资军饷之外，还要根据我抗日军民所急需，顶住压力、各方筹措、四处组织。
之所以在后来抗战期间参加革命的我党老同志关于会战的一些回忆录中常常会提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不少人当时正是通过与办事处接触、了解甚至介绍，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某种意义上，办事处成为他们光明人生大道上的一个起点或重要转折点，而终身难忘。
会战期间的武汉汇集了大批青年和学生，来自各地，其中以沦陷区如京沪、平津、东北、华北等处背井离乡而来居多，其中不少人亲身经历国破家亡，矢志报国，但一路颠簸苦于无门。我党十分重视吸收进步学生和青年参加革命队伍，根据中央的指示，著名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院校都在国统区开始了招生点，办公地点也都设在办事处内，并由长江局和办事处工作人员代为招生、考察和办理相关手续。
肩负此项重任之后，办事处成为了进步青年学生川流来往的聚散中心。据曾担任办事处处长的钱之光同志的回忆文章，在办事处的统一组织和协调下，"大批工人、学生和其他人员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当时常以集体形式走，以二三十人或五六十人为一批，人多时也有上百人为一批"，"他们动身前都在办事处指定地点集中，发给军服及零用钱，再送上火车"，新鲜血液就这样源源不断流入我敌后根据地，并很快散布到各个抗敌战场。
除了进步的青年学生和民众之外，办事处还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为我敌后根据地安全输送了一批积极要求投身抗日第一线的中外文化人士和技术专家，其中包括在建国后为我国机械工业作出了奠基性重要贡献的沈鸿以及、医疗专家何穆、文艺创作家陈学昭、光未然，以及著名的台湾爱国诗人邱逢甲的儿子邱琮等。众所周知的国际友人白求恩、柯棣华、埃德加.斯诺、著名摄影家伊文思等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也都是经由武汉办事处先后抵达延安或我敌后根据地的。
此外，办事处还积极参加了当时在武汉举行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包括集会、游行、演讲、典礼、歌咏会、追悼会、公祭、慰问活动、宣传周活动、募捐活动等等。在当时举行的声势浩大的"七.七"献金活动中，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办事处广大干部、战士始终站在活动的前列，在自身经济条件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尽己所能、倾己所有，积极参加捐献。在活动中，周恩来讲作为政治部副部长一个月的薪金全部献出，而全体八路军指战员则节食一天，并由李克农代表叶剑英作为八路军代表捐献了1000元，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都献出了一个月的生活费。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积极参加这些活动，对扩大我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国统区的广泛影响、激励中国军民的爱国抗敌热情、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维护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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