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特种作战大队长武藤信毅的下半身失去了知觉，一块弹片打进膝部撕碎了小月板，另一块打坏了脊椎。伤势注定他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余生了。 　　在临回国前夕，他固执的又一次乘坐运输机重返天台岭上的459高地。飞机在459高地的上空缓缓盘旋着，武藤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透过敞开的舱门，俯瞰着这片被鲜血浸泡的丛林。他热泪纵横唏嘘不已，他一遍又一遍的呼唤着那永远被留在这片阴冷潮湿土地上的四百七十九位战友的魂魄。他那迷离恍惚的眼神中，渐渐的幻化成阴沉忧郁的诗句！ 　　在我视线的尽头，已是白色的墓碑。 　　可我只能慷慨前行 　　尽管我并不是傻瓜 　　我要为先逝者刻上阴沉地铭文 　　我要为后来者挖掘简陋地墓穴 　　既是上天的安排 　　我们也只能重任在肩 　　我们曾有过美妙地梦幻 　　这里会有我们的家园 　　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归宿 　　头顶着沉重地十字架。 　　-------- 　　副驾驶员悄悄问机长：“咱们这位倒霉蛋大队长气糊涂了吧？怎么做了这么一首，让人听了直想上吊的诗呢？” 　　机长沮丧的苦笑一下：“糊涂的又何止是他呀，不也同样包括你我吗？诗也不是他写的，是一位署名风中浮萍的中国人用拉丁文写的，据说是献给参加这场战争的傻瓜们的。” 　　对于天台岭上的459高地这场战斗，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一位将军曾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这次战斗牺牲之大，伤亡之惨重，这是双方的指挥员所无法预料的。这不能将责任归咎于任何部队及个人，更不能责怪那些在一般意义上来说是尽忠职守的官兵们。这完全是一件由战斗本身所产生的难以预料的残酷事实，客观的讲这原本就是一场不应该发生的战争！重要的是她为我们揭示了一个事实——谁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谁才是最不应当成为对手的人！” 　　二战结束后，武藤信义加入了“中日友好同盟”协会，并担任了主要领导。九十年代初期他在轮椅上午休时安然逝去，享年八十四岁。 　　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特务机关长衫田友彦，被我八路军情报部移交给国民党军统局。三天后此人便陷入精神失常状态，不久即死于歌乐山白公馆中。四六年军统局将此人的骨灰移交给其家属，自然这是后话了。 　　特别行动支队幸存下来的四名成员，被送入苏军陆军医院接受救治。伤愈后袁火生与丁川转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范天华和孙常发回国调入八路军总部情报部工作。 　　在此之前，袁火生的母亲闻知袁政委遇害的凶讯后，忧愤交加突发心肌梗塞已病故。李克农部长55年被我党授予陆军上将军衔，始终主持军委情报工作。在57年反右和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成功地为我军保护了一大批从事特种情报工作的精英之材。然终因积劳成疾，62年因脑溢血病故于北京。 　　小袁归国后，他便与丁川千里奔波赶往洛处长的家中。通过党组织的帮助找到了洛处长的儿子，并由丁川的父母亲暂时抚养。全国解放后，袁火生又把孩子接到自己身边。直到孩子军事学院毕业参军入伍，又在他和丁川的提议下，使洛处长的儿子与丁川的女儿结拜为夫妻。 　　他没有忘记死者的重托，他在恪守军人的品德。他在履行一个幸存者的责任和义务，他要无愧于天地、无愧于心！ 　　他已成熟了，沉稳了。他已将父辈的精神与风骨，熔铸为新时代的儒将之风。是啊，在子承父业的道路上，他是幸运的，也是成功的。然而惟有他本人才知道能让他走到今天的力量来自于哪里？哪里才是他生命的根！ 　　丁川伤愈归国后，始终在总部情报部门工作。曾跟随李克农部长参加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后随陈赓大将远征越南。七十年代初亡故于一次意外车祸中，他的家人将他的骨灰葬于天台岭上的459高地。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丁川、孙常发、范天华、袁火生曾在长白山大峡谷相聚。这四位战争的幸存者，虔诚地跪拜在早已面目全非的古墓前相对无言。他们燃香祭拜歃血盟誓，绝不让古墓及宝藏的秘密大白于天下。因为这个秘密只能属于我们的祖先，只能属于千古不灭的长白山。 　　渐渐的，已是我军某省军区副部长的范天华感到身体日益不支。尤其是被弹片击伤的中枢神经，曾致使他无数次晕倒。于是他主动辞去官职，携家人回到天台岭上的459高地附近。他的妻子就是范天华当年在齐齐哈尔市郊小旅店里，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的那个姑娘。自那次偶然邂逅，姑娘始终不忘救命恩人。曾数年奔波不惜千里寻访，以至于终成眷属。范天华归山后便在459高地上种了四十六株红松苗，每天的任务就是给树苗松土、浇水、修枝、剪叶。他极少和人讲话，却和松苗总有着说不完的话。随后他总要抖擞精神，将一套队列口令从头至尾喊上一遍，几年间风雨不断。直至八十年代初期，他在红松林中饮酒却无疾而终。没有人会想到这位有点花心的老革命，竟然会对战友情怀有如此九曲衷肠。更没有人会相信这位从死人堆中拼杀出来的老兵，他的感情世界居然是那样绚丽多姿，乃至于竟然生死不愈！ 　　他的家人将他葬于红松林中，让老部长和他的战友们同在吧！从此之后，每到风雨交加的子夜时分。周围的村民时常能听到从红松林中传出的，阵阵铿锵有力的口令声及千军万马冲锋破阵的喊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