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腊八节,中央给全国人民送上了一份“腊八节礼物”: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在这份《通知》中有一句话:明确要求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时间再往前推,去年1月,最高检给全国各地检察机关下达任务,坚决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刑事犯罪。同年6月,时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的郭声琨表态,要“集中打击整治农村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从中,可洞悉中央整治农村基层黑恶势力的决心。

　　

　　这两天岛叔在中纪委网站中发现不少关于“村霸”的案例,今天就撷取几个典型案例,和大家聊聊“村霸”的故事。

　　

　　

　　

　　“一霸手”村支书的拳头和兄弟

　　

　　第一个案例的主人公,叫做黄加昆,是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塘雅镇塘二村党支部原书记。他有一句口头禅,说起来也让岛叔瑟瑟发抖:“谁敢告我,就让谁死”。

　　

　　在塘二村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一双拳头,一帮兄弟,十里八村,昆娘(当地习俗,家事由娘说了算,故当地群众给黄加昆起绰号为‘昆娘’)最大。”不仅仅在塘二村,周边的塘一、塘三、塘四几个村,这句话都颇为“流行”。在当地老百姓看来,黄加昆已经不仅仅是一名村党支部书记,而是说一不二的“一霸手”,更是他们要“孝敬服从”的“老娘”了。

　　

　　那么他都干了什么,让村民们如此“心惊胆寒”?且听岛叔从“一双拳头”和“一帮兄弟”细细道来。

　　

　　在溏二村担任村支部书记的时候,黄加昆可谓是专横跋扈,村民如果稍有言语上的顶撞,迎来的就是黄加昆的拳打脚踢。

　　

　　在一次修路期间,违规使用土地的黄加昆,听到路过的村民说了一句,“村干部还带头违建,路都不能走了”,冲上去就对那位村民一顿暴打。2015年12月,黄加昆让一名村民及时清理门前的水泥沙石,“在一分钟内清理完毕”,村民随口说了一句“哪有这么快”,就被黄加昆一脚踹倒在地。

　　

　　真正让村民敢怒不敢言的是,黄加昆每次施暴后,都会说一句“谁敢告,我就敢让谁死”的狠话,慑于其淫威,多数被施暴的村民都选择忍气吞声,不了了之。

　　

　　黄加昆不仅自己一双拳头“厉害”,一帮兄弟也是“猛将”。在村子里,黄加昆纠集了一帮社会闲散人员,加上自己的儿子和亲戚,时常逞凶斗狠、强拿强要,甚至利用暴力、威胁等手段干扰基层组织选举。

　　

　　在黄加昆选举村支书的时候,曾以许诺好处的方式进行拉票,但是当选后没有兑现。一名村民指责其不讲信用,结果他手下的“弟兄”当天就冲到这名村民家里大打出手,并警告他这只是“见面礼”,如果再敢乱说话就打断他一条腿。

　　

　　在2014年2月至3月期间,黄加昆指派他的“弟兄”们强行霸占羊尖山水库,对钓鱼活动进行收费。附近不知情的村民像往常一样到水库钓鱼时,又是一番打骂,“敢在这里钓鱼?昆娘的名头你都没有听说过吗?是不是要割掉一只耳朵,你才长记性?”

　　

　　有句话说得好,欲让之毁灭,必先让其疯狂。肆意妄为的黄加昆可能怎么也没想到,正是因为被他威胁打骂却不敢抵抗的村民们的一句话,促使其步入牢狱。

　　

　　2015年11月,在塘二村村民递交一封联名检举控告信中,一句“能对付他的人还没生出来”的话,让纪检干部为之一震,借此也拉开了查办黄加昆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序幕。

　　

　　在调查过程中,黄加昆还一直矢口否认自己的罪行,声泪俱下地大喊冤屈。有用吗?当然没用。2016年12月,黄加昆被开除党籍,并因诈骗罪、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黄加昆被查处的当晚,当地村民还放起了鞭炮,拍手庆祝。

　　

　　

　　

　　“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村主任

　　

　　第二个案例的主人公叫张文辉,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高枧乡张林村村委会主任。和黄加昆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他也有一句口头禅:“我的地盘我做主”。

　　

　　什么意思?奉上张文辉的几句话就能看得明白。

　　

　　“我的地盘必须我来做主!不交给我做,你们这个工程三、五年开不了工,其他人休想进场!”

　　

　　“我告诉你!我们村有3000多村民,随便叫五百、一千的村民来,我看你这个工程还能不能做下去!”

　　

　　“工地在我们张林村,工程只能由我们来做,其他任何人不准也不可能来做!”

　　

　　看明白了吧,这是在强揽工程、强拿硬要、强行阻工,妄图攫取巨额利益。

　　

　　这件事发生在2015年6月4日的高枧乡张林村五组,当时西昌市月城化工有限公司与市东西河林场联合集资,由长安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承建职工经济适用房工程。经过张文辉这么一闹腾,最后的结果就是,业主方和承建方迫于无奈,只得将该项目的土石方工程交由张文辉及其儿子、侄子承包施工。

　　

　　但尝到甜头的张文辉可没有就此罢手。进场施工时,张文辉不仅要求承建方提前支付10万元的工程预付款,还以工地泥土含水量较高等理由,将湿土涨至每立方米40元、淤泥涨至每立方米70元。最终承建方忍无可忍,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工程被迫停工。

　　

　　之后,无计可施的承建方放弃了10万预付款,将该土石方工程承包给另一家企业。恼羞成怒的张文辉指使他人开着挖掘机公然封堵了工地大门,强行阻拦施工。两天后,土石方工程又回到了张文辉的施工队。

　　

　　工程失而复得,助长了张文辉的嚣张气焰。在承建方一施工人员因操作失误挖断水管后,张文辉一边千方百计阻碍承建方抢修,一边煽动附近村民向其索要高价赔偿。“挖断一根水管,赔偿200万!弄塌一处机耕道,赔偿200万!”

　　

　　不过这一次,不堪重负的业主和承建方忍无可忍,联手将张文辉的恶霸行径向市委进行了举报。但由于张文辉在此地任村主任8年,家族势力大,加之他本人嚣张跋扈,很多人担心事后遭打击报复不敢开口,调查取证遇到困难,市纪委竟然也感到了重重压力。

　　

　　但正义只会迟到,永远都不会缺席。在专案组的层层调查下,26个证人,800多页证词,68页判决书,将张文辉送上了法庭。2016年10月19日,张文辉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

　　

　　

　　

　　“蚊子支书”高茂义

　　

　　第三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做高茂义,江苏省东海县罗庄村党支部书记。

　　

　　之所以叫他“蚊子支书”,是因为在被县纪委立案审查之初,高茂义曾经气焰嚣张地说:“我连个苍蝇都不是,你们查我简直就是大炮打蚊子!”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部分像高茂义这样的“村霸”的侥幸心理:我就是个农民,你还能怎么处置我?

　　

　　正是这样的心态使然,高茂义开始在罗庄村聚集了自己的“小圈子”,开始了违法乱纪的活动。

　　

　　作为村党支部书记,高茂义利用手中职务之便,和“圈中人”一起不断啃食村民切身利益,例如安排他人伪造同意转让村集体财产的审批表,将这些空地低价转让给他的“圈中人”；插手工程竞标,从中获利近20万元；帮助亲属垄断村里的水泥砖市场等等……

　　

　　除此之外,在2013年罗庄村党支部换届时,高茂义伙同“把兄弟”向村内40多名党员每人送上1200元,从而顺利以第二名的身份顺利进入选举。之后,又向30余名党员送上1000元,成功当选罗庄村党支部书记。不仅如此,为了让这些钱不白花,高茂义还派遣自己的“把兄弟”密切监视这些人,一旦发现有人不受承诺的,还要找机会“照顾一下”。

　　

　　在高茂义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后,村民徐某向村里申请建房,但因在投票时没有履行“义务”,高茂义便让村委会以各种理由阻挠。无奈之下,徐某拎着酒、拿着红包,变相将选举钱退还并赔礼道歉,建房之事才得以推进。

　　

　　高茂义不仅为自己选举“拉票”,还干涉村委会主任的选举。由于与上一任村委会主任不合,2016年12月,高茂义找来了“铁哥们”高某参加竞选村委会主任。为了让铁哥们当选,高茂义找来了“把兄弟”去做上一任村委会主任的工作,让其“自动”退出选举。至此,罗庄村两委班子成员全数变成了“自己人”,高茂义的工作更加“顺畅”了。

　　

　　在村子里“政令通行”的高茂义,曾安排手下“做通”村里15个建档立卡低收入户的思想工作,成功从银行贷出29万元扶贫贷款,用于放高利贷及自家酒店日常运转；将自己和村委会主任、村会计等7名村干部及其亲属虚报为村保洁员,骗取上级拨付保洁员工资近4万元。

　　

　　不仅如此,在高茂义的带动下,曾经民风淳朴的罗庄村风气逐渐转变,打个井要“意思”、批宅基需“进贡”、盖猪圈得给红包……

　　

　　去年9月初,江苏省东海县纪委多次收到反映罗高茂义的信访件后,迅速开展核查。9月24日,高茂义正式接受组织审查,也就是在这时,出现了前文所说的“大炮打蚊子”的闹剧。

　　

　　

　　

　　写在最后

　　

　　至此,这三个故事讲完了,相信各位岛友和岛叔心里一样感慨万千。

　　

　　这三件事只是岛叔从中纪委网站中公布的众多案件中单拎出来的,在其他被披露的案例中,有的村霸纵容其近亲属侵吞集体资产、违规占有集体资源,有的村干部以“万岁”自居,还有的面对村民举报叫嚣:你们告到哪,礼送到哪!更遑论在更偏僻、更贫穷的地方,类似于这种“村霸”横行的事情依旧存在而没有被曝出。

　　

　　“村霸”的层出不穷,究其原因有三点:保护伞、选举漏洞和农村安全真空。

　　

　　保护伞主要分为“宗族势力”和“权力后台”两种情况。中国乡村自古就受宗族势力影响很大,地区越偏远,宗族势力越强大。在一些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的地区,宗族势力往往会控制村庄,很轻易就可以对反对者进行打击报复。

　　

　　所谓的“权力后台”,其实就是“村霸”们寻求某些上级官员做靠山,成为其无法无天的后台。这对党和政府形象的杀伤力,不可低估。

　　

　　在我国,村官是通过选举上来的,但由于一些制度的不完善,其中出现的贿选、选举暴力、家庭宗族控制、黑恶势力渗透等难以杜绝。这就给了一部分坏人靠钱开道、变成“村霸”干部的机会。

　　

　　在农村,由于基层公共安全产品相对缺乏,部分村干部就成为了安全力量。但由于得不到有效监督,时间长了就逐渐变成“村霸”。例如郑州市航空港区大寨村原治保主任张中彦,在当上村官后组建“治安队”向村民和商户收取卫生费、场地费、租金等,还在大量员工聚集的工厂附近经营赌场,暴力护赌,牟取暴利。

　　

　　“常将冷眼看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当年飞扬跋扈,如今碰上了“扫黑除恶”。可以说,“村霸”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要倒下,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人民的公敌,消灭只是时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