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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〇
但是，刘培善等人都没见过陈毅。前不久，有个人来到山上，自称是湘鄂赣党组织派来的。他走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就来搜山。有了前车之鉴，刘培善提高了警惕。陈毅反复说明自己的身份，陈述来意，仍然无法消除他们的怀疑。特别是，他要求游击队下山改编，更有叛徒的嫌疑。 　　刘培善毕竟是个谨慎的人。他没有轻率地处置来人，一直在犹豫徘徊。最后，他决定把陈毅送到湘赣省委，请省委书记谭余保处置。 　　谭余保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认识陈毅，只是多年失去联系，他并不了解陈毅的情况。他见陈毅的这副打扮，讲的又是国共合作，联想到前次上当的惨痛教训，便认定陈毅是叛变了，大手一挥，喝道：“捆起来，别让他跑了！”游击队员们将陈毅五花大绑，捆在省委住的竹棚边。入夜，省委开会讨论对陈毅的处理，有人主张把他杀掉。被捆在一旁的陈毅引颈大喊：“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 　　第二天，游击队员们坐在一片树林里，对陈毅进行公审。陈毅回答问话时，乘机宣传党的指示精神。一部分参加公审的战士被他说服了。他们建议谭余保暂时不杀陈毅，先关押几天，看看山下敌人的动静，再做处置。 　　陈毅的性命，现在交给时间来决定了。一连几天，山下的国民党军队没有上山“搜剿”，反而掉头后撤。谭余保对自己的警惕产生了怀疑，但他决定弄个水落石出，派出一名交通员星夜下山，去吉安城打探情况。交通员连夜带回了党组织的证明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谭余保眼睛潮湿了，亲自给他曾下令捆住的党代表松绑，连声说：“我卤莽，险些误了大事。” 　　“怪不得你，”陈毅握住他的手说，“你是个坚决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 　　经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和曾山等人的分头奔波，到1938年初，活动在长江以南的各地游击队，先后收藏好红星帽，依依不舍地告别根据地，走出深山老林，奔赴抗日前线。 　　陈毅在九龙山遇险时，项英正在延安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中共中央当即作出了《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指出：“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奇怪的是，新四军还没有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在9月28日发出通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并且说，这个任命是经过“委员长核定”的。 　　这个通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第一，国民政府对新四军军长的任命，没有事先征得中共中央的同意；第二，国民政府一直拖延着宣布部队改编的命令，为什么又急于任命新四军军长呢？ 　　其实，对叶挺的任命，是共产党首先提议的。早在8月份，周恩来在南京谈判以后回陕北的路上，就特意取道上海会见了叶挺，希望他出面来做改编游击队的工作。叶挺曾长期流亡国外，失去了党的关系，周恩来主动找他，表明对他的信任。显然，国民党提前宣布他为新四军军长，是为了拉拢他。 　　但是，叶挺决不倒向国民党一边。他得到任命时，正在南京，便对秦邦宪、董必武和叶剑英说：“我完全拥护中共中央的政治军事战略，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10月下旬，叶挺来到延安，同毛泽东商议改编的具体办法。毛泽东说，新四军的编制可以争取为两个师四个旅八个团，同时还提出了新四军主要领导人的人选：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周子昆任参谋长；陈毅任第一师师长，张鼎丞任第二师师长。 　　叶挺认为这个方案很好，希望党中央多派一些得力的干部到新四军工作。毛泽东希望他按这个设想去做蒋介石的工作。叶挺答应一定尽力去做。交谈过后，毛泽东在延安抗大礼堂主持干部大会欢迎叶挺，热情洋溢地说：“今天，我们欢迎叶挺军长。为什么我们要欢迎他？因为叶挺军长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所以我们欢迎他；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所以我们欢迎他；他愿意同我们合作，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激动地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过去那一段，好比爬高山，朱总司令等同志不怕艰险，坚决爬到山顶上去，我呢，只爬到半山腰又折回来了。今天又跟上来了。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人选仍是毛泽东拟定的那样，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一支拥有一万零三百多人的抗日队伍诞生了。 　　新四军全军共辖四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由张云逸兼任，副司令员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其中，第一支队、第二支队和第三支队由长江以南各省游击队编成，第四支队由红二十八军和豫南游击队、鄂东北独立团编成。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移驻南昌。 　　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军队退到黄河以南，留下八路军在华北坚持开展独立的游击战。刘伯承随时在琢磨打击日军的战术。有一次，他和参谋处长李达策马同行，坐骑突然不安地嘶叫，拼命向前奔跑。他们勒马站定，发现一群黄蜂在马屁股上和肚子上乱蜇。 　　“这么个庞然大物，还怕小小的黄蜂！”刘伯承若有所思，“嗯，我看这好有一比。” 　　“比什么呢？”李达很想听下文。 　　刘伯承来不及回答，又有一群黄蜂飞来，坐骑战栗，嘶叫两声，朝前奔跑。刘伯承指着黄蜂说：“这就好比游击战。你看这黄蜂虽小，威力却大。这马好比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个庞然大物。这黄蜂好比我们游击小组，短小精悍，行动灵活。” 　　接着，他们从黄蜂谈到八路军一个连打“麻雀战”的范例。 　　1937年冬天，日军大约六百名步兵和一小队骑兵在范村附近向八路军进攻。八路军只有一个连，战士们分散在十多公里的广阔地带上，从四面八方向日军袭击，不时改变射击位置。他们好像麻雀一样飞来飞去，日军难以捕捉目标，束手无策，顾此失彼，结果伤亡了近百人，还损失了一辆汽车。 　　刘伯承他们琢磨出两个新名词：“黄蜂战”和“麻雀战”。这两种战术，八路军经常使用于游击战。 　　八路军指挥员们牢记着毛泽东在这一年发出的指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刘少奇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基本问题》，中共北方局号召“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坚决而迅速地把党的主要力量从城市转到农村，派遣大批党员和革命分子到乡村去组织人民抗日武装。 　　八路军在敌后积极地开辟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也处在抗日战争的前沿。陕甘宁特区在1937年9月6日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林伯渠任边区政府主席，管理着二十三个县和两百多万人口。八路军在延安设立的后方总部留守处，在这年12月改编为八路军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原来的地方红军和游击队编成了边区保安队，共五千多人，高岗任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另外还有二十多万自卫军，是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 　　延安是抗日民众向往的地方。全国有无数爱国青年和抗日志士投奔这里。高士其是来到陕甘宁边区扎根的第一位自然科学家。1938年元旦的新年晚会上，毛泽东走到他身边，紧握他的双手，说：“欢迎你，中国红色的科学家。” 　　高士其在一首诗中写出了他初来延安时的激动： 　　哦，我是一个不能走路的人。不能走路，也来到延安，也要在路旁助威呐喊：赶走日本强盗，还我中华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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