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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这次战斗有个意外的收获，战士们从战利品里面找到了山西和华北的军用地图。刘伯承曾要求阎锡山提供山西与河北的军用地图，阎锡山说没有。八路军作战，只好用袖珍本中学生地图。现在，刘伯承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说了一句俏皮话：“没想到日本人用中国人印的地图打中国人。怪不得阎锡山说没有地图，原来是跑到日本人手里了。” 　　不久，汤恩伯得知八路军在七亘村的战绩，对刘伯承说：“看来还是你们的游击战行啊！” 　　与此同时，八路军总部电令林彪率第一一五师一部分兵力从五台山南下，协同在正太路以南作战的刘伯承师，牵制西进的日军。 　　11月2日，林彪率师部和陈光旅在昔阳县马道岭牵制日军，并乘机进入广阳地区设伏。4日下午1点，日军先头两个联队和辎重队路过沾尚镇，进入伏击区。陈光旅放过强敌，向辎重部队发起猛攻，歼灭近一千名日军，缴获了七百多匹骡马、三百多支步枪和大批军用物资，日军不敢再向西推进，被迫返回广阳。 　　同一天，刘伯承指挥陈庚旅在昔阳县南部的黄崖底，利用河谷地形预设埋伏。日军山冈师团第一三五联队大部分进入河谷伏击区后，刘伯承下令开火，打得日军蒙头转向。 　　日军清醒过来后，在一座庙旁集结，架起钢炮掩护冲锋。刘伯承命令迫击炮从日军左翼的山头上还击，几十发炮弹在日军中爆炸，正好击中日军的弹药箱，日军的钢炮成了哑巴。 　　日军抢占高地不成，就在谷底抢修工事，顽抗待援。 　　从八路军设伏的高地，只有几条羊肠小道通向谷底，大部队无法发起冲击。刘伯承命令部队集中火力猛射一阵，然后下令撤离。这一仗，毙伤三百多名日军。 　　几天后，刘伯承师又在广阳和户封村等地连续打伏击，歼灭近千名日军。 　　刘伯承和日军交了几次手，就总结出他们的一个脾气，叫做“记吃不记打”。日军为了实现战略目标，往往不惜代价，照老路子硬碰硬撞。八路军知己知彼，在相距很近的地区连续设伏，取得骄人的战绩。这些伏击战使日军的行动延迟了一个星期，为正太铁路撤退的国民党军队提供了掩护。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总是从正面抵抗日军，撤退下来以后，便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了。 　　赵寿山的部队从娘子关撤下来时，在盂县遇到了前来联络的八路军代表。赵寿山说：“我的部队损失很大，守不住关口，蒋委员长怪罪下来，我只得枪毙了一个团长。你们看看我的部队，骡马比人还多，干脆，你们拿一些骡马去吧。”八路军代表谢绝了他的骡马。 　　日军攻占了娘子关，阳泉、平定和寿阳先后沦陷，太原处于日军的大包围中。 　　日军一路从忻口南下，另一路沿正太铁路西进，相继逼近太原。卫立煌把主力转移到太谷和交城地区，阻止日军继续南侵。在外围防守部队南撤后，太原的守军仅有约十九个营的兵力。奉命增援的部队除了第八旅的一个营进了城以外，其余部队都向南撤了。太原保卫战成了“孤城独战”。 　　11月7日，东、北两路日军在太原附近的狄村等地汇合，日军步兵在大炮支援下开始攻城，还出动飞机狂轰滥炸。激战了一整天，城外守军大部分牺牲，黄昏时，剩余部队撤进城内。 　　第二天清晨，日军借助强大的火力继续攻城。上午9点，城墙东北角被炸塌，东、北两面城墙被轰破，日军趁机冲进城内。守军奋勇截击，战到下午4点，在东北城角和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黄昏后，一支日军空降到城内，四处袭击。守军官兵奋力血战，伤亡过重，无力再战，向离石方向撤退。太原陷落。 　　忻口和太原会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国军队在日军占领太原之前，迫使他们付出了伤亡两万多人的代价。参加会战的中国官兵英勇顽强，表现了高昂的爱国热情。八路军自从8月下旬出师华北以来，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先后打了一百多次胜仗，到太原失守为止，总共歼灭日军一万一千多人。 　　这次防御战，在抗战初期的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战绩最为显著。 　　陈毅对自己人大喊：“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 　　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以后，对于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蒋介石仍不肯给正式番号，千方百计地想要削弱和控制，甚至“北和南剿”，致使新四军的改编比八路军迟了两个月。中共中央不懈地努力，加上上海战事吃紧，南京受到日军威胁，国民政府才和中共中央达成协议。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新四军这个名称，是根据叶挺的提议酌定的。叶挺在北伐战争中，指挥第四军的独立团猛打猛冲猛追，在汀泗桥和贺胜桥战役中连战皆捷，屡建战功，第四军被赞为“铁军”。叶挺对第四军的番号有很深的感情，他希望由南方八省的共产党游击队改编的这支正规部队，沿袭“铁军”番号，叫做“新编第四军”。 　　蒋介石接受了叶挺的建议，只是又加了两个字：陆军。 　　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由于队伍分散在各地，交通和通讯被国民党军队封锁，消息闭塞，改编的过程是曲折的。 　　这年7月中旬，项英和陈毅率领的红军部队，被国民党军队围困在广东和江西交界的梅山，已达几十个昼夜。他们惊奇地发现，敌军突然纷纷后撤，整个梅山霎时间平静下来。项英和陈毅断定：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然而，他们与党中央的联系，已经中断三年，无从揣测山外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大事。 　　几天后，他们搞到一份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七七”事变爆发，抗战全面开始。又过了几天，他们从香港出版的进步报刊中读到了毛泽东在延安的讲话，其中谈到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有了新的变化，为便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定调整当时的国内政策。 　　项英和陈毅思想豁然开朗。当国民党第四十六师和几名县长提出欢迎他们下山谈判时，他们决定由陈毅去赣州同国民党当局接洽。 　　陈毅的外交才能，在共产党内有口皆碑。赣州谈判，他语惊四座，口若悬河，提出一整套实质性意见和方案。他的谈判对手们感觉自己“不是对手”，便推托“报省政府作最后决定”。 　　9月24日，陈毅陪同项英去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谈判。他们在南昌看到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心中更有了底数。几天谈判下来，双方达成一揽子协议：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在南昌建立红军游击队接洽处。 　　但是，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吃够了国民党军队的苦头，和他们结下了血海深仇，现在突然要化敌为友，握手言欢，思想、感情和心理的大转弯，有相当的难度。一些动员部队下山改编的党和游击队的领导人，被自己的队伍当作叛徒杀掉了！ 　　消息传来，陈毅心疼得直跺脚。为了尽快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贯彻到每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红色角落”，他决定直接去找游击队，说服他们下山改编。 　　湖南和江西边界的九龙山，活跃着刘培善领导的共产党游击队。一天黄昏，隐蔽在大树上的游击队哨兵，发现山下大路上来了一顶竹轿。坐轿的人头戴博士帽，鼻梁上架着镶金边的眼镜，两膝之间夹着一根手杖。哨兵监视着竹轿的行踪，向游击队发出信号。 　　事务长刘别生赶到哨位时，哨兵已经下树，端着步枪对坐轿的人喝问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从吉安来，要找你们的首长。”来人说着，拿出一封介绍信。刘别生不识字，无法从介绍信里看出名堂。轿子里的人态度温和，但打扮颇为洋气，又是满口的四川话，不由他不起疑窦。刘别生打发轿夫回去，把陌生人带到山上的支队司令部。 　　刘培善接待了陌生人，看了他带的介绍信，签名是项英的，上面写道：“特派党代表陈毅同志来你处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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