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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当时,国民党中央第五次大会正在南京召开,秦德纯做为宋哲元代表已去南京。宋哲元与张自忠、冯治安、张维藩等僚属紧急密议后,宋哲元拒绝了土肥原贤二的要求。难道要兵戎相见?中国全面抗战将不是1937年7月7日在卢沟桥开始!肖振瀛此时正与土肥原贤二折中,初拟新组织于11月20日成立。得知宋已拒绝,赶来见宋,即说:“不妥,中日将开战矣!”肖振瀛建议折中,还给日方留一线机会,同时给中央施加压力。宋同意肖的办法。

  就在土肥原贤二发出最后通牒的当天,宋哲元向国民党五全大会拍发了一份电报,要求“结束训政……实施宪政……

  将政权奉还于国民。”

  电报发出,大会震动,举国而惊。为什么?训政即中央集权制度,那是蒋介石一再强调的,宪政即实行民主议会制度,还权于民就是地方有自主权,即在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之间。

  蒋介石见电文心情焦躁疑惧。此时驻保定的商震打来电报:“明轩(宋哲元字)本人态度尚稳,唯其手下二三人极欲乘时活动,行动不检,不无可虑耳。”孔祥熙和青岛市长沈鸿烈等人也向蒋密告宋哲元有自治之势,另外,平津两市也电致蒋介石,言称“危疑震憾,难挽危局”等。南京政府更为惶恐,唯恐华北当局干脆铤而走险,公开投敌,背叛中央。翌日,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也发出与宋哲元类似的电文,11月15日,冀东专员殷汝耕等人联名致电宋、韩表示响应,北平、天津商会等亲日组织也通电叫好。日本国内报纸纷纷传言,华北五省三市(北平、天津、青岛)将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同时,中国的汉奸们也大呼小叫,纷纷出笼,霎时间自治之声,甚嚣尘上。

  11月16日宋哲元再次给蒋介石发电解释说:

  “华北局势受环境压迫,危险万分,当下日方又以兵力威胁,更属刻不容缓,日方要求:(一)地方自治;(二)脱离中央。哲元对此丧权辱国之事,决不去做,已均予拒绝……但力量薄弱,只能支持一时,不能永久。伏乞钧座速示最后整个方针,或派大员来平指导,以全大局,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11月19日,蒋介石给宋哲元和商震回了电报,对宋大加抚慰,要求宋不要“超越地方官吏之地位”单独对日方交涉,最后语义颇深地对宋表示:“中央必以实力为兄作后盾,决不令兄部独为其难,而与兄等为共同之牺牲也。”

  给商震的电文是:“如果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亲,则中央决无迁就依违之可能,当下最后之决心,可望兄毅然拒绝参加,切勿赴平。”

  在通电之时,中央却下令中央军开往山东、河南南部以武力支援之形势。

  宋哲元收到电文明白就里,就是要宋挺住,如不挺住,中央军北上,宋部当然在讨伐之列。给商震的电文中明确表露出对宋的不信任。

  宋收到电文后,啼笑不是。明日即是通牒的最后期限,宋坐卧不安如芒在背,干脆一躲了之,借口探望母亲料理家务,匆匆离开北平,躲到天津家中,静观事态发展。

  日方在重点策动宋哲元的同时,自然对华北其他实力派人物也不放过。土肥原贤二企图请商震与宋哲元在北平聚会,研究协力建设新政权问题。但商震为了逃避土肥原贤二的纠缠,借口“感冒”躲进了保定西关思罗医院,并致电行政院请假。接着,土肥原贤二又约韩复榘与宋会面,韩复榘则以“怀疑宋哲元派专断,不屑与之合流”为由来推脱,使土肥原毫无结果。

  同时,土肥原已通告各方人士,于20日在北平参加新政权成立大会。20日晨,土肥原贤二寻迹追踪赶到天津找到宋哲元力图挟持宋回北平。派人追到思罗医院在病榻旁强见商震,逼迫他参加自治。

  可是,20日,也就是最后通牒的最后期限和自治的新政权成立之日。北平出奇地平静,平静得令人不可理解。

  §第五章 对日二度妥协

  为什么到了11月20日,没有成立政权?原来在这前两天,也就是11月18日日本“袖珍内阁”的外、海、陆三相会议讨论对华方案,决定华北自治缓行。本来7月份日本内阁首、外、藏、陆、海五相会议已经提出处理华北纲要,此时为什么,又在五相会议上突然减速,史学家对其总结有三点:

  1.南京军事外交应付沉着;
  2.美英对日质询关切;
  3.北平教育界士气锋厉。

  此结论不无道理,但未必尽然。若干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往往由黄豆小事引起,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两个中学生刺杀奥匈帝国王储而引发。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因袁世凯的告密,就华北当时形势,日内阁决议也未必能控制住关东军、天津驻屯军的少壮军人。哪个犄角旮旯摩擦生热,也会引爆华北这个大药库。事情还是从头说起。

  7月日本五相会议之后,吞并华北的势头风起云涌,尤其是关东军、天津驻屯军的少壮军人时时都在摩拳擦掌寻找机会。主要的策划人即关东军南次郎大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政治内轻外重,军人对政府外交政策一向不满,称之为“水鸟外交”,而关东军自行“老虎政策”。10月关东军幕僚大连会议以后,尤对“广田三原则”指驳。11月,关东军出兵华北的方案即是“老虎政策”的产物。11月11日南次郎已经向关东军下了第751号作战命令,即如前所说,海、陆、空全面动员,相机出兵华北。另以762号密电电告参谋本部,电到时,参陆首长方集宫崎正检阅大演习,这时候他的情绪特别好,认真地看了一下电文,大惊,五相会议决定华北自治纲要中并未提到包括武力,南次郎为何自主妄动。旋由今井参谋次长电告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谓其出兵须先有大义名分,照来电所称政治经济各理由,均不足作为统帅部发布命令的根据。

  关东军得到此电,耿耿于怀。仍令侦察、轰炸,战斗机两中队,及陆军各部向山海关、古北口、绥中等地集中候命。并寻找理由,要求“现地保侨”。可是在华北的日侨没有受到任何侵害,只好等待时机,或等待制造时机的机会。11月11日后,天津市内500多人手持棍棒枪械到天津保安司令部门前示威,呼喊要求自治,要宋哲元交出政权。显然,这是借着形势兴风作浪,寻找缺口,没有想到宋哲元态度出奇地强硬,宣布一切听从中央命令,在辖境内如有扰乱治安的举动,不惜以武力解决。

  宋的命令一宣布,日本人大为高兴,可是游行示威的人一哄而散,再也找不到踪影。那时天津人喜欢热闹,要是有人出钱更巴不得跟着起哄,可是,天津人吃硬不吃软,第一怕的是兵,第二才怕外国人。譬如说,某将军领着一伙马弁进了您的商号,进门就说:“把万国铁桥卖给你了,出钱吧!”万国铁桥?那是外国人修的,欠下的建桥钱说不定现在还没还清呢!我能买得起?这事蹊跷,您别见怪,用现在的话说叫“拉赞助”。当兵的走在你对面,不知道为什么。“啪啪”搧了你两个大嘴巴,你只有捂着腮帮子,一边叫着:“我回去叫我哥去,我哥是班长,回来跟你算帐!”溜了。那是奉军。你哥何时到过东三省,当过奉军?煮熟的鸭子,肉烂嘴不烂。可是那外国人,东洋人直眼睛,西洋人就知道打防预针,虽然也横,好糊弄。当兵的是软硬不吃的,惹得起吗?所以怕也是正当的。话说回来,宋哲元一发布“不惜以武力解决”,这是什么意思?回家躲两天吧,到哪儿等不到“饭局”,不跟他们瞎惹惹未必就“扛刀”,弄不好人头落地,对不起祖宗。所以这些日本人一时忽悠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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