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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日本人一向蔑视中国人,这次有点不同。喜峰口抗战的时候,二十九军不软,现在宋哲元扩军备战发展到10万。真的打起来,关东军虽然有实力,但准备并不充分。日本人没有法,也得愣神琢磨一下。

  这大概就是战争契机!

  此时——1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全大会。亲日派领袖汪精卫在11月1日被照相的记者孙凤鸣刺杀(未死),以后,国民党内部空前地团结,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各路诸侯都团结一致要求共御外辱,蒋介石在大会上作了重要政策性演讲,下录具有结论的几句,供读者参考:苟国防演变,不断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从整个国家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以最大之忍耐,在不侵犯主权限度之下,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友邦之经济合作……

  “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言牺牲!”

  第二天,蒋介石又接见了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再录几段对白以飨读者:

  蒋介石:“尊意了悉。凡违反中国国家安全主权,妨害中国行政统一之自治制度,中国均难容忍。近得华北当局及各种团体报告,无人希望自治或独立,决不至发生事故,纵或人心有所动摇,予信地方军人,必能服从予之命令,施以镇压,亦无庸中央用兵。华北自治,乃内政问题,今与贵大使相见,宜谈国交改善之事。”

  有吉大使:“华北自治,固属内政,但其对策如至破坏地方治安,则将涉及外交,日本与华有特殊之关系,自不能不关心……须磨君(总领事)自华北回来,知华北政要,希望自治,实基民意。”

  张群(当时任湖北省主席,汪精卫遇刺后,准备接任外交部长):“如日本召还土肥原,阻止多田骏赴济,则自治运动,可以立熄。昨日华北来人报告,土肥原曾提共同防赤自治委员会组织方案,其中以土肥原为总顾向,可见自治之事,系由日本所鼓动。”

  以前,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会见日本大使时曾许以华北问题可以与中国问题分开,无疑鼓励了日本人在华北放肆活动。此次蒋介石又明确表示华北问题是中国内政,无疑给日方吃了闭门羹,事情棘手起来,而且南京五全代表会委员,反日派占70%以上,都支持蒋的观点,当时,日本当局并没有以武力占领河北的打算,固“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的虚瞒手段皆见效,所以,此时也乐于一试,现在恫吓未能奏效,日方又怀疑是否中国得到英国、美国的谅解,同时,又得到苏联的外援,所以忧豫起来。

  同时英美各国得到情报,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有计划,准备强行接收平汉线黄河以此,陇海线徐州以东,津浦线徐州以北。华北铁路关系到英国利益。关盐税收关系中国外债担保。英美方面不断向日本质询,日本早与英美交恶,此事会惹起国际纠纷,以美国国务卿赫尔的话最为有代表性,赫尔这次简短的演说,在他的回忆录曾认为是自己50年外交生涯中最得意之作,不妨写下欣赏:“关于近来华北方面之挣扎,其性质极为反常,其关涉甚重大,吾人所接报告内容虽有分歧,但一种改变华北之企图,显然在着力推动。华北之事,不仅关系中国一国,凡与中国有约之国家——美国,亦在注意此事发展,深望其不至妨及吾人条约上权利与义务。”

  声明文字外柔内刚。文中无一字提及日本,而却是美国在日本的“天羽声明”,自1934年4月之后,对日本表示不满的第一次文书,其与英国采取的平行进行方式使东京政府不能漠视。

  史学家曾评论说:

  “盖三十年代之间,英美联合对日,只须稍露风声,日方却步……惜乎不常见也!”

  其实英国政府暗示过中国政府“至于武力战争,英国决不参加,万一中日交战,英国立即远避,中国不可空望帮助。”自然英国自有他的困难,当时纳粹德国武力的日强,英国力不能敌,自顾不暇,所以畏惧战事。可见当时英国在华北问题上也只能做到“质询”,而不可能如日本方面估计的那样“支持中国”。

  日本人今井武夫(曾任日驻华大使馆北平武官助理,官至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在后来评论华北局势时曾用中国的一句俗语比喻:“麻杆打狼两头害怕。”

  可见华北局势如何发展关键还在中国本身。用喜峰口抗战形象塑造起来的二十九军,天津人说:“那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个个都是沧州武师教出来的好武艺,大刀刷刷地,鬼子的人头落得遍地都是。”说得有点玄乎,可人们信服,用现在时兴的话比喻,有了“凝聚力”。天津人不看大报,但也知道蒋委员长发表了抗战声明,有了这抗战声明就好,中国有四万万同胞,一个杀一个,可日本不过七千万人,杀光了他们,中国还剩下三万万多人哩!

  当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们不会看得那么简单,不会理解这是游侠争高低,行帮夺地面。大学教授们,是民之代表,国家的精萃,用现在的话讲,是智商最高的一层,况且,中国历来有尊崇儒生的习惯,他们说话,向来是对的。11月19日,也就是土肥原最后通牒的前一天,宋哲元在险境下想起了大学的教授们。宋哲元、秦德纯、肖振瀛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了50多名大学教授座谈。与会者强烈反对自治,要求宋哲元支撑危局。11月23日,20余名大学教授又在银行公会聚餐,以联名方式发表否认华北民众要求自治或自决的宣言。不妨将其文录下:

  “因为近来外间有伪造民意破坏国家统一的举动,我们北平教育界国人郑重宣言:我们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央组织特殊机构和阴谋举动,我们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

  有名的人有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及教授胡适、张奚若、蒋廷黹、吴文藻、傅斯年等。

  此时,平津民气振荡,青年学生纷纷组织团体,准备游行示威,随之发生“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

  土肥原、多田骏也承认华北排日反满运动空前高涨。多田骏后来调回东京参谋本部,在卢沟桥事变前后,力主“不扩大”,成为“不扩大”(战争)派的重要角色,主要理由就是日本必陷广大中国人的反日泥沼,恐怕与1935年的教训关系最大。

  11月18日,日本袖珍内阁对华北自治缓行决定通知以后,第二天,蒋介石已经得到了消息,马上电告肖振瀛,告诉肖“土肥原并无代表日本政府资格,只代表他个人,不必与之谈判。”当时宋哲元兴奋得差点背过气去,戎马一生还没得过如此令人振奋的消息!第二天,肖振瀛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外交界、报界宣布了此消息。会场雷动,各大小报纸都立即用通栏大字标题发出了号外。北平、天津街头喧喧嚷嚷,争购号外。土肥原自知无趣儿,土头肥脸溜回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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