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诸葛亮作为CEO执掌蜀汉公司，不断追求技术进步，提出要向技术进步要效益。在他的主持和推动下，公司不断加大技术研究和开发力度。试图通过占领新技术的制高点，掌握市场的主动权。在电视机新产品的开发上，诸葛亮主持的背投彩电开发成功以后，立即投入市场营销开发，根据各个城市的需求状况，准确把握了城市居民家庭电视机更新换代的节奏，在调查了居民住房的不同面积以后，把背投彩电的尺寸从37寸到63寸的系列化开发作为占领市场的要点。很快彩虹背投彩色电视机就成了蜀汉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和新的增长点。
在电脑项目上，蜀汉公司集中自己的技术积累和人才储备重点开发教育市场的解决方案，强化公司的自主知识产权。在此基础上，诸葛亮提出产品战略调整，逐步减少大众市场上PC机的生产和市场供应。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领域的自动化产品生产和供应，由消费品向投资品领域过渡，帮助制造业领域的企业逐步实现生产的自动化，提高生产效率，这是目前国内需求比较大，但是供给明显薄弱的市场。
诸葛亮早年就造过木牛流马，并且成功地用于战场上。这在很大程度上等于有了一定的技术基础，如今要走“军转民”的道路，开发制造机器人，也就是把过去的动力技术、传感技术、控制技术和现在的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结合起来，使自动化程度更高。这种产品其实不是通用的产品，是要根据企业的具体要求，根据企业的生产特点和组织特征，有针对性地提出“企业解决方案”，就像现在非常时髦的ERP是一样的。
诸葛亮生产的机器人都是根据企业的要求，量身定做的。但是机器人本身的很多设计是通用的技术原理，加上机器人生产所需要的电子芯片也多少是通用的，只有少数的零部件和外形是根据客户需要单独设计。因此，诸葛亮的机器人项目推出以后，造出了第一批机器人产品，很快在其他企业就有新的设计。这种情况就像目前的手机一样，只要有新的款式出现以后，很快就有类似的更新的产品出现，而且功能更好，设计更新颖。机器人是变革的技术前沿，只要一个企业设计制造出来以后，其他企业就能够很快地模仿并创新出来。
这个问题也使诸葛亮非常头疼。本来公司前期的技术开发投入是非常大的，但是由于不能很好地实施技术保护，其他企业也可以设计出类似的新产品。也就是说，在电子信息领域，新的设计方案在给本企业带来利润的同时，也给整个产业的技术进步带来好处。所以，在电子信息领域存在着18个月就使技术翻一倍，价格跌一半的“摩尔定律”。
对于这件事情，诸葛亮曾经呼吁政府能够给予干预，甚至请当地的全国人大代表开会时到人代会上提交议案。但是似乎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本来，政府能够设计出一种政策，专门用来促进行业技术进步，这种政策就是技术进步政策。但是，有的经济学家反对这样做，认为技术溢出效应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如何衡量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是存在困难的。因此技术进步的促进政策至今不见落实。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赞同的一种技术政策是专利保护。专利法通过给予发明者在一定时期内排他性使用自己的发明，而保护了发明者的权利。当一个企业有了技术突破的时候，可以通过申请专利来保护自己的技术收益。如果其他企业想使用这种新技术，就必须得到发明者的允许并支付专利费。因此专利制度可以刺激企业进行推动技术进步的研究开发活动。据诸葛亮推测，英国之所以先于其他欧洲国家实现工业革命，就是因为英国最先实施了专利保护制度。专利保护使大多数人有技术发明的积极性，并且确实能够从实用的技术发明中获得实际的利益。我们国家在专利保护方面一直成效甚少，致使诸葛亮从木牛流马到机器人的技术发明和创新推延了1800年。从木牛流马到机器人，虽然只有一步之遥，却使中国的诸葛亮走了1800年！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如果说中国不保护专利，那是冤枉了政府。我们的保护专利法规很多，也很健全，但是专利保护实施的程序要求，必须把个人的技术发明公开出来，通过专利发布，别人才知道你拥有了这方面的专利技术，别人也就不再和你搞完全相同的技术发明了。如果觉得你的技术发明实在是好，可以通过技术市场的转让，购买你的专利，你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发明技术专利获得知识产权的收益。可是，在中国有很多人当你的技术专利公开以后，不会主动的向你付费购买，用了也就用了，“窃书不算偷，”更何况这仅仅是一种技术？按说如果申请了技术专利，国家应该给予知识产权的保护，可是警察连小偷和交通事故都处理不完，那有时间管你这算不上偷的事情呢？再说谁用别人的专利技术也不是照方抓药，总要做些改进，让你即使发现，和人家对簿公堂，也是难死法官的案子。
这是一种社会文化环境问题，谁也不可能改变。诸葛亮试图想通过技术发明推进社会技术进步，架不住大家都在伺机剽窃别人的成果。所以1800年就这样过去了，谁也没有多少积极性去做这些东西。而对于那些技术秘方，通过保密世代相传的技术诀窍，中国虽然不少，却总是传子不传女，难以通过扩大使用范围，不断改进而获得进步。
正当诸葛亮发明机器人代替人工作业、推动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时候，司马懿则在汉中忙于造纸。司马懿和蔡伦属于忘年之交，在造纸术上曾经得到过蔡伦的真传，是中国较早掌握造纸技术的专家。司马懿选择在汉中造纸主要是看中了汉中的农林资源丰富，水资源可以保证，劳动力便宜，成本低廉。由于近年来报纸、杂志和图书出版发行量增加很快，对于纸张的需求量也不断扩大，纸张价格一路看涨，这使得司马懿很快就发达起来。司马懿到底是老谋深算，虽然从事的行业是一般的造纸业，却明显比诸葛亮的高科技产业取得的市场效果显著得多。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不对称。这就出现了经济行为的外部性。
造纸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往往产生很多污水，这些污水中含有大量的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质。这些有害的化学物质被排放到环境之中，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增加了人们患癌症的危险，生出畸形儿，并引起其他健康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自从司马懿的造纸厂获得丰厚利润以后，周边的邻县纷纷建立小造纸厂。小厂的条件更加简陋，污水排放更加严重，致使这一地区的环境急剧恶化，臭气熏天，河流浑浊，鱼虾死亡绝迹。就连人们饮用的井水也受到严重污染。
当大家都忙于赚钱的时候，谁也没有顾及环境会污染这样的严重问题。这种问题仅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解决不了的。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外部性”。外部性是指一种行为对其他人的福利影响。外部性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广泛存在着。工业生产产生的废气、废水、噪音等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工厂自己如果不通过技术改造投资降低这种污染，周围的居民就要承担这种污染。一家生产氧化铝的工厂，每生产一吨铝就有大量烟尘进入大气，给呼吸空气的人们造成健康危险。董事长们贷款买了汽车，自己开起来很方便，但是排放了尾气，让其他的行路人受害。电冰箱给我们带来了新鲜的食品、蔬菜和冰淇淋，但是，用来制冷的氟利昂却严重地损害着大气的臭氧层，从而引起气候发生重大变化，使人们暴露在辐射之下，增加了患皮肤癌或其他癌症的危险。
一种行为如果对他人的影响是有利的，这种外部性被称为“正外部性”，像诸葛亮的机器人技术对社会的技术进步产生的影响就是正外部性。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创造了其他人可以运用的知识。其他人可以用他的新思想和原理生产出更加方便，更能提高生产率、价格更便宜的设备而不用付费。一个乐队在街头广场上纵情演唱给行人带来欢娱。城市的古建筑和雕塑美化城市的同时，给游人带来愉快的心情等等都产生正外部性。
一种行为如果对他人的影响是不利的，这种外部性被称为“负外部性”。上面所提到的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是典型的负外部性，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事情：刘备家的狗在晚上总是狂吠不停，搅得四邻不安，是一种负外部性；关羽家的猫一到发情的时候就在半夜三更“叫春儿”，直接影响邻居们的睡眠休息，对邻居也同样具有外部性；张飞是一个喜欢到歌舞厅里唱卡拉OK的人，他的歌唱行为也同样具有负外部性，因为张飞的演唱总是扯着嗓子、声嘶力竭、跑调儿，这种行为虽然可以自娱自乐，可是，却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了别人的痛苦之上。
但是张飞的可爱之处在于，他的自娱行为也并非都是负外部性，更多的时候是他的正外部性。譬如张飞喜欢在春节的时候放焰火。每年春节张飞都要买大量的焰火亲自燃放。什么天女散花、炮打月明，什么嫦娥奔月、后羿射日，什么火树银花、丝路花雨。张飞只要一放焰火，全城的人其实都不用再花钱了，只需跟着观看，跟着欢呼，跟着高兴就可以了。张飞要是花2000元买焰火，如果有1000人观看，每人都觉得比自己花100元还值得，这就等于获得了10万元的利益。这种正外部性是具有非常高的效率的。
“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有时候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比如网上流行“一夜情”。聊得投机，互有需求，就很轻松地走到一起了。在自己得到精神的愉悦和身体的快感之后，通常也能够给对方带来同样的愉悦和快感，这是典型的正外部性。可是这种方式也带来艾滋病传播、家庭失去和睦，甚至一不小心倒腾出个孩子来，会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这些又都是典型的负外部性。
无论是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都是因为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不对称所造成的。譬如司马懿造纸，他并没有付出治理废水污染的成本，却获得了大量的收益，这种污染的成本由谁来承担呢？只能由受害者来承担。受到污染的人群承担了这种成本，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成本。一个年产2万吨味精的工厂，要排放20万吨的高浓度有机废水。要治理这种废水，每吨的治理成本要60元，20万吨的治污成本就是1200万元。如果工厂不承担这种成本，那么就只能由社会来承担，否则，就只能让广大受害者忍受这种经济行为所带来的痛苦。
正外部性的成本支付恰恰相反，诸葛亮制造机器人，把他最先进的科学思想和设计理念体现在作品之中。其他人就可以按照他的设计思路，再开发出新的更先进的产品。他在前期的投入所得到的科研成果，后人可以不费分文就能够直接使用，这种知识的积累和技术进步实际上是一种正外部性的“技术溢出效应”。
外部性显示成本和收益不匹配，导致市场资源配置无效率。有了经济行为的外部性，经济学家们往往就开始惊呼“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是指价格和供求等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效率，已经起不到使资源配置优化的功能。特别是对于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过渡使用等行为，市场本身是没有办法调节的。如果无氟冰箱在性能和价格上都不占优势，我们不能指望消费者为了保护臭氧层而愿意多掏钱买一个制冷效果很差的冰箱。
对于经济行为的外部性，有的可以通过私人协商的方法解决，有的则很难当出现外部性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道德规范和社会约束来解决。比如大家自觉尊重公共卫生秩序，不乱扔垃圾，法律也可以明令禁止乱扔垃圾，但是这些法律并没有严格实行过，大多数人还是一种自觉的道德约束，在公园不要乱扔烟头，特别是干燥天气登山的时候，更不能乱扔烟头，以防火灾的发生。在公共汽车上主动让座，教育孩子公共场所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嬉戏打闹等。通过道德规范把影响他人的外部性行为内在化。
慈善行为也是解决外部性的很好手段。通过捐赠衣物把城市的旧衣服无偿转移给很多贫困的家庭，使他们得到福利的改善。通过捐资助学让失学的儿童能够继续上学，把善款捐赠给大学用于贫困大学生的奖学金或助学金。这些都是因为教育对社会具有正外部性。
私人之间的协商一般适应于具有正外部性的经济行为。如种果树的果农就乐意和养蜂人协商一致，甚至愿意无偿为养蜂人提供摆放蜂箱的场地。。因为蜜蜂在果树上采花粉有利于果树结果实，蜜蜂采花粉酿造蜂蜜，双方都有好处。而具有负外部性的东西，往往就比较难以通过协商解决。
司马懿造纸的行为排放了大量的废水，对汉水的下游造成越来越大污染，这在整个汉水流域的下游地区曾经引起了极大的公愤。认为这是赚的昧心钱。但是，司马懿根本不理那一套，照样满负荷生产。为此，下游地区的民众曾经多次反映，有人希望蜀汉公司能够出面干预，诸葛亮考虑到民众的要求和生活质量问题，也曾经同意马谡带领王平等一干人马，沿江取样，化验各种指标，希望能够用数字说话，拿出确凿的证据来，逼使司马懿采取措施治理污染。结果，一路人马沿江而上，还远没有到达汉中，仅仅到了街亭，就被司马懿集团的司马昭率领一班人马堵在街亭，把他们沿途取得的瓶瓶罐罐打得稀巴烂，各种数据资料被悉数销毁。马谡等人一个个也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司马懿认为是你诸葛亮多管闲事，大家各做各的生意，井水不犯河水，汉江又不是你们家的，你干吗要整我的黑材料。这件事搞得诸葛亮很没面子。
司马懿和诸葛亮之间的这次矛盾涉及到一个产权问题。汉江既不是司马懿的，也不是诸葛亮，这样一条大河，有人可以在里面捕鱼，有人可以在里面游泳，有人用河水洗衣服，有人用河水灌溉农田。当然也有人往河里排放污水。这些都是个人的权利。前者几项没有太大的负外部性，后者则有明显的负外部性。但是，诸葛亮不可能是公有产权的化身，其实任何人也代表不了公有产权。但是如果诸葛亮和其他沿江的居民在这条江上有自己的利益，如游泳、捕鱼、洗衣服、灌溉农田等，因为司马懿造纸排污妨碍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有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当真是东汉末年，或是三国时期，我们大家还不是生活在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那么，当双方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当在维权过程中双方都有道理的时候，“力量”就起决定作用。诸葛亮可以率民众围堵司马懿的造纸厂，司马懿也可以让司马师、司马昭组织工人驱散诸葛亮率领的乡勇民团。没有一定的实力，靠诸葛亮再演出“武侯弹琴退仲达”的空城计来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民主法制社会，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尽量不要激化矛盾。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有一个著名的产权经济学家叫科斯，是一位获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老头儿。他认为如果私人各方可以无成本地就资源配置进行协商，那么他们就可以自己解决外部性问题。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这个定理是意思是说，不管原始的产权边界是否清晰，只要不存在交易费用，最终都可以通过双方协商找到产权边界，从而解决双方的权利达到一种均衡状态。
根据科斯定理，诸葛亮不打算对司马懿用兵，他找到司马懿开始协商解决污水排放问题。诸葛亮说：“仲达先生，你这造纸厂的污染排放问题太严重了，直接影响到下游人民群众的利益，你也知道，现在可是发展到了‘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历史新时期。你不能只顾自己赚钱发财，把河水都污染了，直接影响下游老百姓的生活。这个问题都反映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去了，你不能不引起重视，我今天是专门就这件事来和你协商解决办法的。你看此事怎么办才妥当呢？”
司马懿知道诸葛亮来者不善，他也早就有所准备。他不卑不亢地说道：“咱们有话直说，孔明先生也不要以为自己会造机器人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次来替下游老百姓谈污染治理的问题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我在汉中地区造纸，起码是解决了这里大批人的就业，为当地的税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你要说因为污染就停下来不生产，别说我，就是政府和人民群众也不答应。所以你说谁不是在努力实践‘三个代表’？”
诸葛亮打断了司马懿的话说：“仲达之言差矣！我这次登门是要协商污染的防治问题，怎么会扯到关闭工厂上呢？真要强行勒令关闭，那也是上级政府的权利。我们之间只能就问题本身做协商，互相让步，力争问题能够解决。我不相信，这事难道比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还难？你要知道，这河流污染直接危机到下游500万人的福利，你应该搞一个污水治理工程，把经过治理达标的水再排放到河里去，这可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
司马懿一听哈哈大笑：“孔明先生所言极是，可是人吃五谷杂粮，还要大小便呢，不也是污染吗？哪有工厂不排污的，如果我治理了，别的工厂继续排放污水，别的人继续大小便，该怎么办？这些都是个人和企业的权利。再说这治理污水的工程款谁出呢？如果谁要是不让排放污水，谁出这个钱，我同意专门建造一个污水治理厂，谁不愿意实现清洁生产？”
诸葛亮说：“排污是你的权利，但是，任何权利都要受到约束。你不能随便排污到江河之中，正像你不能随地大小便一样。为了下游500万人民的公众利益，我代表500万受害人民，每人拿1元钱给你，一共可以拿出500万元给你治理污染，凭良心，你也应把这污水治理好了吧？”
司马懿说：“500万元不是小数目，我非常感谢。可是像我这工厂的规模，真要建一个污水处理厂，1000万元也不够。如果孔明先生不相信，我出500万元，加上你的500万，你负责这个项目如何？”
诸葛亮听司马懿这么一说，觉得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一是不知道这样一个污水治理工程到底需要多少费用，真要作为一个项目去论证，本身就需要10万、8万的费用。二是由于权利边界不清，谁出钱都觉得冤枉。沿江下游的500万人如果按人头收费，很多人可能不愿意出这1元钱。那么有人出钱，有人不出钱，而享受同样的好处，这就出现了“搭便车”的现象。搭便车也就是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付成本和费用而随着别人得到收益和好处的行为。如果反复进行谈判，像司马懿这样的“滚刀肉”也不是在谈判桌上好对付的人，即使是签订了和约，监督执行起来还是十分困难。这种在谈判签订和履行和约过程发生的各种交易费用实在太高。想到此，只好暂时作罢。
诸葛亮平生第一次感到很沮丧。想当年在上方谷一役，若不是天降大雨，司马懿自己就知道“吾命休矣！”现在留下这殃民的老贼实在难以对付。本来按照科斯定理：私人经济主体可以解决他们之间的外部性问题，无论最初的权利如何分配，有关各方总可以达成一种协议，在这种协议中每个人的状况都可以变好，而且，结果是有效率的。现在看来，科斯毕竟是个老外，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
更使诸葛亮感到意外的是，他和司马懿关于治理污水的谈判还没有任何眉目，此事就被周边的各县乡知道了。听说诸葛亮要出500万给司马懿治理污水，各地纷纷决定上小造纸厂，并且明确表示：谁不同意我们建厂也可以，把治理污水排放的费用直接给我们，我们可以保证5年内不再考虑上造纸项目。
听说了这些情况以后，诸葛亮更加感觉此事难以通过私人协商来解决。还没怎么着呢，就又冒出来一群准备排污的项目等你拿钱。这比那些听说政府要征地纷纷在地上插柳条当树木来得更邪性。在私人协商无望的条件下，诸葛亮再次想到了政府，他希望通过政府的法律强制执行污染治理，企业可以通过缴税“购买”污染权，然后由政府把这部分税作为补贴给受害人或通过招标建立污染治理工程解决污染问题。
“看来在中国必须尽快确立科学的发展观！”诸葛亮感叹道。
在本章我们发现：
技术有很强的社会溢出效应，适当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促进技术进步的加速；
经济学上的外部性是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不对称造成的，蜜蜂采蜜和果树异花授粉之间是正外部性，造纸厂和开车污染环境是负外部性；
在解决外部性的问题上，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因为存在交易费用和搭便车行为；
科斯定理只是说，如果不存在交易费用，不管原始的产权边界是否清晰，最终都可以通过双方协商找到产权边界。而事实上这是一种社会真空，因为交易费用是普遍存在的。
本章知识要点：
市场失灵 私人成本 社会成本 专利保护 外部性
正外部性 负外部性 技术溢出效应 产权
公地悲剧 科斯定理 产权边界 搭便车 交易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