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一种以人文精神贯注自然的方法
作者：蔡江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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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
之所以在回视近30年的散文写作历史时推荐《哈拉沙尔随笔》，是因为它首先体现了周涛早期散文写作的特质，即以宏大叙事和深沉喟叹创造恢弘文风的散文方式；这种意在解放散文而自觉选取的散文写作方式之有价值处，在于它同时呈现了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散文转型时期的突出特色，因此，透过这篇作品，我们不只可以看出作者曾经通过怎样的方式使自己成为中国散文转型的一位带动者，更可借以反思80年代散文写作的某些历史问题，其文学史价值是值得记取的。
《哈拉沙尔随笔》一开篇，作者就写道：“我希望这是一篇散文而不是游记。”他知道这一说法的不合适，但仍然固执地相信其中的区别，更希望读者确认这种区别。这就一下子把我们带进了80年代的散文氛围中。周涛不认同游记的原因，是他清醒地看到游记写作的模式化已成为当时中国散文之最大痼疾，游记散文虽弥漫各报刊杂志，数量巨大，但多数散文家既缺少他所说的能听懂天籁、理解湖泊与山峰的灵性（《蠕动的屋脊》），更缺少一种深沉、恳切，从心灵深处去理解、感受他人生存境遇的情感与襟怀，又多欠缺独辟蹊径的审美能力，目光所及不过是“大家都能认识和理解的东西”，正是这样浮光掠影的游记散文败坏了山河的朴素原色。这时期游记散文的写作模式甚至可以归纳为这样一个套路：走马观花记录下来的浅层面的风景描绘，加上一些来自导游手册或道听途说的历史典故的敷衍，以及刻意提升的哲理性思考，构成的就是周涛所谓贫弱、狭隘、思想僵滞而具八股气的病态散文（《散文的前景：万类霜天竞自由》）。周涛极力与此种写作保持距离的姿态其实就是最强烈的批判姿态。这批判的意识，及其独特的审美判断和对散文的深刻理解，使他一开始从诗歌转向散文写作时就具备了打破模式的可能。写于1985年底的《哈拉沙尔随笔》体现了这种自觉。
周涛对散文的恰切理解得益于西北大自然的启迪，他说“散”是散文的本质，“散的意思就是自由”、“自由是散文的生命”、“基本要求和灵魂”，而“自由正是来自自然界的最高启示”①，周涛对恢弘大自然的体悟，延展和拓深了他对生命乃至文学的理解，这使他散文写作甫始即获得了十分独特的视角，他反复注视这片与自己的生命相连的西北大地，并用心聆听这块大地及其上的生息者的灵魂的声音，这里的生息者不仅是那凝注了自然精神的马匹、猛禽或稀世之鸟，更是那些汲取了自然精髓的人类，尤其是在这块大地上辗转生存的边缘族群，他们的生命状态、种族的延续方式、文化的断裂和形成等等，都在周涛心中获得一份诚挚的关切和理解。他向读者描绘那“焦渴而又冷漠”的卧虎不拉沟，那无情吞噬往事陈迹的“北方的嘴唇”时，不仅表示出人无法抵抗大自然神力的无奈，更传达出一种难以抑止的怅惘和悲凉之情，这份苍凉一直延伸至文末，它起因于一个边缘族群的不幸历史境遇。这个族群的“苍茫的血史”和累累陈迹留在这块土地上，“中国的犹太人”之称就道出这支民族沉积于血脉中的不幸和悲凉。他们远隔重洋、妄遭杀戮、辗转迁徙，“宁静而又忧郁地在中国生息下来，扎下了深根” ，也由此承受着真正巨大的“百年孤独”——透过焉耆回族的百年历史，周涛对这个80年代几乎成为时髦的外来词，作出了精辟独到的解读，这是一支生存能力备遭扼杀的不幸种族，依赖着一种宗教的力量，伴随着被时间不断改变的辛酸，隐忍而强悍地存活着。作者将发自内心深处的悲怆感受与崇敬之情融化在对这个民族精神品格的探究中。在描绘充满内在魅力的师傅马洪武，沈老及其鲜花遍布的庭院，马仲英、守寡半世纪的女子、平稳开阔的开都河时，周涛的重心是要透过自然与人事去探询一个民族的隐性人格，乃至更宏大的人类存在问题。文中对这支回族“孤独”品性的思考，对中华民族历史如何形成的喟叹，对茫茫历史长河中每个人沉浮、挣扎生存的透视，对人生一世难得悟出真谛的感慨，对庸众中自有不凡之人的点拨，对权威感、使命感与人之内在气质的分析，对温柔宽阔的流水陶冶人性人情的吟述，都体现出作者广大、自由的思维空间。
周涛对西北大地及其生息者的审视透露着自己深切的生命感受，很多人因此说他的文字中有着灵魂的婉吟，有着悲天悯人的精神，读他的文字可以倾听到他内心深处的天籁，这其实指出了周涛散文的主要特质，也是他带给散文界的破解迷局之路。章得益在《稀世之鸟》序言中已指出这一点：“巨轴般展开的苍茫山川上，自然与人物混凝在一起，天地与史实交融在一起。岁月苍茫，陈迹累累，思绪如山，警句如河。目光视吻于自然，灵魂熨帖于人事。”这用人文情怀去灌注自然的散文方式，就是后来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总结的“人、历史、自然浑纯地交融在一起”的方式，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这种散文更被称为“文化散文”“人文山水”所内蕴的精神家园的追寻应是文化散文的旨趣所依。周涛曾说“重建精神家园的最后的一次机会”散文也应该承担，文学家写漂泊、流浪、土地和麦子，都是为了寻求精神家园（《散文和散文理论》），散文界滞后但最终应和了20世纪80年代重寻人文精神的文学主潮，这时的文坛深深为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所着迷，“思•语言•诗”成为文界最引人入胜的表达，思想是文学新变的出路，同样是散文家寻求到的变革散文之路，周涛强调“思想的解放才能带来散文的解放，一切观念、形式的变革无不是在思想力量的冲击下改革形成的”②。这时期散文界有“南余北周”的说法，虽然两人文风迥异，得到的评价不尽相同，但以人文精神熔铸山水品格的方式确有异曲同工之处，共同带动了散文的转变。
周涛强调要解放散文，原因在于俗见长期主宰散文界，人们的创造力、想象力遭到压抑，所以他说散文家宜“放纵”，“放，就是解放，开放；纵，就是纵情”③。就是用开放的思想去审视现实人生，并充分自由地纵情表达自己的内心，只有这样才能最充分发挥一个作家的才华和个性。周涛说只有像长江大河那样，不断突破限制，自由流转甚至泛滥，生命活力才能永久不衰，因此， 这“放纵”，就是他对散文模式的有力冲击。周涛对散文的理解不仅得益于大自然的启示，或多或少也得益于多年的诗歌写作经验，他在散文中表现出超越于众多散文家的文学能力，尤以诗性思维和诗性表达能力为散文写作提示了一种改变柔媚平庸的有效方式。有人将他和杨朔相比拟，实在是误解。杨朔在情景交融的诗化意境里挖掘普通人的优美崇高的诗化散文，正是周涛所批评的“回避现实，粉饰生活”的病态散文。杨朔反复表达的是，作为社会基层力量的人民，即这时候被以工农兵概述的百姓阶层，才是人生的所有诗意所在，因此 “人民”才是他的所有文本的抒情主体和价值主体，是文本审美的和被表征的中心，作家是被时代和本人消解了主体意义和价值性的一个文本介质：工农兵作为象征层面上的民间想象主体取代了五四散文确立的作为文学主体的作家本人。杨朔从未意识到散文中的言说者无可置疑地应具有散文家自己的声音，这一点他从未超出他的同时代人，也不是“把散文当诗一样写”所能拯救的。
而周涛的诗性思维是以文学的繁富，看取自然与人事的丰富，不仅强调散文应充满人世的欲望和肉感，应是来自于具体的人生、人性的“活物”，更应是能自由表达真实自我的艺术形式，他说：“所谓自由就是真实地，轻松自如地表现自己，无拘无束，生动活泼，像自然界的各种生命那样，千姿百态却又各有各的生存方式和生存规律。” ④这也是他能无所畏惧地张扬自我的原因所在，当他说“我天下无敌——因为我唯一的敌人就是自己”时，或许张狂，但那种不断战胜自己之后才能超越自己的意识，确实是散文界最需要的。这些都使他不那么容易为主流意识和文学的陈规陋习所框限，而他最终做到了对自己的突破。这突破也包括他在21世纪初开始的对自己曾极力维护的豪放与大气风格的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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