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从一个“吃”字看到民族无意识中的核心价值
作者：孙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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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当代文化散文家不同，他的艺术想象的空间，并不在古代文人的逸事，而是把古老的语义作为当代历史转折关头的精神索引。他这样的推理，表面有点“歪”，可能有点不登大雅之堂，但是，并未沦入滑稽的恶趣，这是因为他往往歪得有理。这就构成了他的歪理歪推，歪中有正，歪，可以歪到荒谬的程度，因而是可笑的，而歪到一定程度，又歪打正着，又显示出深邃的正理，这就使得幽默带上了智性的优雅。他善于以最粗野的语言表现最严肃的政治观念，语义的错位幅度与幽默的深邃和奇趣同步，达到水乳交融、亦庄亦谐的境界。他的散文里面有思想的和感觉的亮点，这种亮点，常常在最通俗和最典雅的交叉点上击发出来。这种亮点，不但是思想、语言的亮点，而且是信手拈来的材料的亮点，不管多么骇世惊俗的歪理，他都能提供即兴的论据，它们不是活在人们心头的民俗民谚，就是经典文献，而这一切都是确凿无疑的：
这不能说明中国人特别馋，相反，吃在汉人心目中，绝对不仅仅是口腹之欲，而是与人的生命质量息息相关的。精神品味档次最高的人物，叫做不食人间烟火。屈原的品质是高贵的，所以他吃的东西就不一样：“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西游记》上，妖怪成精，要食“日月之精华”。品质特别恶劣的人叫做“狗彘不食”，而特别凶残的人，叫做“吃人不吐骨头”。
这可真是歪歪得正，歪打正着。虽然，从严格的论证要求来说，论据并不一定很雄辩，但是，读者却乐意认同：被淹没了的文化潜意识被猛然唤醒，读者感到了心智的滋润。这是多么发人猛省啊，我们竟是生活这么矛盾的文化层积之中，既如此天经地义，又是如此好玩。
写到这个地步已经很深刻，也很幽默了，但是，孙先生并不满足，他似乎担心一味发议论，至少在方法上显得单调，为了追求变化，构成内在的丰富，他总是不失时机，用短小的叙事进行穿插：
我小时候，在上海青浦读小学，对于极其厌恶的家伙，喜欢在墙壁上写标语加以愤怒声讨：最常用的一条是：“某某某吃卵三百只!”这个卵，不是鸡蛋的意思，而是男性生殖系统中最突出的一部分，水浒传上和闽南话中都写作“鸟”，粗话叫什么，大家都知道，不便写入文章。现代汉语中，近来，有了一种昵称，叫做“小鸡鸡”，或“小鸟鸟”，正如，小哥哥，小妹妹一样。
如果在抒情、审美散文中，这最多只能是一笔带过，而他却不厌其烦地把语义从各个侧面展开(卵、鸟、鸡鸡、小哥哥)，幽默感就在这种链式谱系中被强化了。每逢此类环节，孙绍振总是不放过层层推进的机遇。几乎每一层次，都透露出一重孙绍振式的机智和谐趣。而下面的叙述以小便做药引的尴尬场面，则突出了另外一种风格。如果前面的引文，可以说是包含着讽世的话，下面的引文则是以自嘲，也就是自我调侃为特点：
……就连小便，也是可以吃的。这一点我有非常深刻的记忆。
那是抗日战争期间，我家逃难到乡下。有一天，吃完晚饭，我被叫到房间的当中，一向严厉的爸爸，破天荒让我站到桌上去，并且拿了一个相当精致的瓷碗放我面前。要我在把小便拉在里面。当时我四五岁，已经模模糊糊感到代表男性的尊严的那一器官，是要严格保密的，不能示众的。不能像小狗那样在大庭广众之间，随便抬起腿来方便，只能偷偷地在墙角。突然间，要我当众把它掏出来，众目睽睽之下，岂不羞死我也。然而，父命不可违。而且那么多人的眼睛，都放射出期待的光。我勉为其难迟迟疑疑掏了出来，但是，就是拉不出。父亲鼓励再三，仍然无效。最后还是妈妈理解我。说：孩子害羞，大家把眼睛闭上。这一下真是有如神助，碗里顿时就满了。
孙绍振曾说过：抒情是把人物和环境美化，而幽默则不回避“丑化”，让主体人物处在尴尬境地就是自我调侃，这在美国幽默理论中被认为是最有品位的。在桌子上小便的场面，在抒情散文中，肯定避之犹恐不及的，孙绍振却是一层细节、一层心理的变化进行剥笋壳式的展示。越是强调孩子的狼狈，越是显出传统观念中的“吃”文化的怪异，作者的幽默感也越是显得坦诚、率真。
孙绍振在这里追求的，显然是让读者细细品味“审丑”之美。
借助于文化还原，“吃”字本来非常狭小的空间变得宏大。但是，他显然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广度，接着他又从跨文化比较的角度来展开他的神思，为文章打开了一番新天地。他运用拿手的辩证法，把事情放在对立的两极，一方面是中国人在小年夜祭灶，用灶糖讨好灶王爷，求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对神灵，也是以吃为贿；而另一方面，他指出以《圣经》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却相反，是神把自己的身体给信徒吃：
基督教每周的“主日”（即周日）有这样的聚会，叫“擘饼聚会”，意思是纪念基督的死与复活。基督徒吃的面团，象征神的身体，饮的酒代表神的血液：《圣经》上是这样说的：“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如果在教堂的神坛上，将中国祭祖宗的猪头供上，不知基督是否宽恕亚当后代的罪行。
这就不仅仅是打开了思考的广度，而且提供深化的天地。东方和西方宗教在神和信众之间的关系上，在物质需求和精神的救赎的差异，跃然纸上。而这样的思想深度，正是他所追求的“审智”的深度。
他的文风亦如他的讲座，读者感受最强的是他的自由放达，潇洒不羁，如天马行空，思绪纷纭，翻新出奇；如云蒸霞蔚，飘然而至，忽然而逝，戛然而止。他的议论是智性的，带着纵论的风格，循规蹈矩地演绎与他无缘，不屑以论点为先导，更不屑屈从固定的格式。奇思妙想总是起于一种感觉，一个现象，乃至一个语义的还原和比较。反复追问现状，又不断自我非难。即兴感应，随机生发，导入荒谬，激发深思。难得有所记叙，并不依赖时间顺序，涉笔成趣，点到为止。其深厚智趣，得力于逻辑错位，似无理而有理，近武断而深刻。民俗谚语，文献掌故，自我经历，忽聚忽散，无序中有序，逻辑似正似歪，似歪亦正，将谬就谬，歪理歪推，歪打正着，莫不引人莞尔，又发人深思。难能可贵就在于：幽默和智慧达到平衡。
作者系文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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