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以实事照见人生的底色

作者：谢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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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理由】
　　散文是节制的艺术。过度抒情，不懂节制，散文写作就可能流于滥情，从而失却散文独有的“适当”的美。贾平凹的《祭父》一文，是对父亲辞世的祭奠和缅怀，在情感的抒发上，容易走向伤感主义，但贾平凹却落笔镇定、冷静、朴实，他一直在写作中保持着一种引而不发的情感节制，以隐忍的笔写生命中的至痛，以细节见情理，以物质写灵魂，以实事照见人生的底色，这就形成了贾平凹散文的基本风格：用物质的细节，来论证一个精神的存在；物质外壳坚实了，精神的存在也就不易受到怀疑。贾平凹为自己的散文写作构筑起了坚实的物质外壳，他的散文精神也由此建立。《祭父》堪称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
　　
　　《祭父》是贾平凹的散文名篇。类似的话题，很多作家都写过，对亲人辞世的缅怀和祭奠，作为沉痛情感的一种经典表达，笔力深厚者，都能把它写得如泣如诉。贾平凹此文的特别之处，并不在于他的情感抒发比别人沉痛，而恰恰在于他懂得如何节制情感——这种对情感的控制，是通过一种事实感的获得而完成的。所谓事实，即经验和细节，它记述生活本相，雕刻人物内心，表现于散文写作中，就是重叙事、轻抒情，这是小说家写的散文中最为常见、也最具特色的写作风格。
　　我读散文，是喜欢这种有节制的情感抒发的。没有节制，散文就会流于滥情，走向浮浅，而失却文字的真和美。梁实秋说，散文的美，“美在适当”（《论散文》），此“适当”，落实于感情中，我想，说的就是节制。汪曾祺也说，“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伤感主义。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小姑娘似的话，何必呢。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蒲桥集〉自序》）这是中肯之论。中国的散文，一度是过于抒情了，行文中，往往肆意地升华、拔高，散文的酸腐、空泛之气日盛，心灵的真实和朴素的经验日少，散文家的嗓音中，已很难找到本应有的自然、随意、漫不经心的音调。要想恢复这种平实的声调，就需要通过强化散文的叙事功能，以节制情感的表达。
　　《祭父》是这一类散文的典范。它写于作者的父亲去世后的三十三天，五七未过，一个孝子的悲痛溢于言表，似乎在情理之中。但贾平凹却落笔镇定、朴实：“父亲贾彦春，一生于乡间教书，退休在丹凤县棣花；年初胃癌复发，七个月后便卧床不起，饥饿疼痛，疼痛饥饿，受罪至第二十六天的傍晚，突然一个微笑而去世了。其时中秋将近，天降大雨，我还远在四百里之外，正预备着翌日赶回。”这个开头，初看起来，无一字交代作者的处境，他只叙述父亲的生平、疾病、去世的时间与情状，但从他冷静的笔触下面，我们不难发现作者那段波澜壮阔的心事。父亲因疼痛而受罪，到带着微笑离世，这个结局，对生者而言，或许悲伤之余，也有一丝慰藉，但接着的“中秋将近，天降大雨”八字，虽是闲笔，却仿佛是作者身后的幕布，硬是衬出了他苍凉而沉痛的面影。
　　以隐忍的笔写生命中的至痛，以平静、舒缓的开篇写父亲不平凡的一生，这就奠定了《祭父》一文的情感基调。贾平凹不急于抒情，他进入的是回忆的情境，看得出，催迫他写此文的动力，并非失去父亲之后的自我抒怀，而是父亲这个人——他的人生，心志，他对后辈的惦念，他的坚持和不舍，需要通过一种讲述，让他在“我”的记忆中，重新变得清晰起来。因此，“祭父”固然是以儿子的情感来“祭”，“祭”的目的却是回忆父亲。既是回忆，它真正的主角，必定是父亲真实的人生。所以，接下来，贾平凹所记述，都是父亲的人生点滴，从病的起因，说到家庭，从家庭，说到父亲的身世，从身世，说到父亲的喜好和悲苦的内心——所有这些，作者坚持用一种克制的方式来讲述，情感的锋芒被悄悄地敛去了，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反而是那些场景、细节和事实。这篇散文的后面，有一个人，这个人不是虚浮的、摇晃的，而是由许多事实、经验和细节构筑起来的真实的人。一旦这个背后的人站立起来了，作者即便把情感藏得再深，也仍旧会有情感的波纹，在作品里涌动。
　　这个情感的波纹，就是疼痛，追忆，和告慰。其实，贾平凹并不是不抒情，而是一直在写作中保持着一种引而不发的节制。像“一下班车，看见戴着孝帽接我的堂兄，才知道我回来得太晚了，太晚了”这一句，后面那个重叠的“太晚了”，就是抒情，可是，如果任由笔往这个路子上走，写作就容易感伤过度，读者读之，易动情，难动心，精神的力度就会显得不够。所以，贾平凹笔锋一转：
　　
　　父亲安睡在灵床上，双目紧闭，口里衔着一枚铜钱，他再也没有以往听见我的脚步便从内屋走出来喜欢地对母亲喊：“你平回来了！”也没有我递给他一支烟时，他总是摆摆手而拿起水烟锅的样子，父亲永远不与儿子亲热了。
　　
　　这是作者第一次和去世后的父亲照面，但他用了写实的笔法，父亲“双目紧闭，口里衔着一枚铜钱”。记忆在这时突然活起来了：以前听到“我”的脚步声，父亲就会向母亲喊话“你平回来了”；以前“我”递给他香烟，父亲总是摆摆手拿起自己的水烟锅——这两个生动的细节，再也不会出现了，但作者不就此直说父亲走了，也不说“我”再也见不到父亲的样子了，而是用“父亲永远不与儿子亲热了”，来写生死两茫茫的沉痛隔绝。“父亲永远不与儿子亲热了”这句，也是一种抒情，但它之所以能感人，就在于这个抒情里有事实——亲热。“亲热”二字，并不是一种空谈，在此之前，“亲热”的场景是有细节的。父亲喊话，摆手，这么平实的细节，却写出了乡村人表达亲情的真切方式。
　　——据我所知，在多数的中国乡村，两代人之间，是难以直接表达感情的，父母不可能对儿女说“我爱你”，儿女也难以开口对父母说“我想你”， “爱”和“想”这些过于书面化的表达，完全不适合于乡村的情感模式。乡村的情感表达往往是隐忍的，间接的，甚至是相反的。比如，明明是爱他，却故意要把他说成是“你这个杀千刀的”；明明是期待儿女回家，他们真回家了，也就淡淡地说一句“回来了？”中国底层的情感表达是拒绝夸张的，因此，只有真正了解农村的人，才会知道，农村人的情感传递，常常是需要中介的——这个中介，多数时候就是物质。儿女孝敬父母，必然少不了买营养品这一形式；父母爱儿女，多半也是以煮一桌丰盛的饭食、或者给你端上一盆洗脸水为标志，言辞上却决不会涉及“爱”和“想念”这样的字眼，他们只以行动来表示。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贾平凹所写的父亲喊话、摆手这两个不起眼的细节，已经是乡村里父子之间最为放达的“亲热”之举了。而“父亲永远不与儿子亲热了”，不仅意味着儿子被父亲抛弃了，也意味着儿子被那些温暖的、富有人情味的“亲热”场景抛弃了。生命中属于父亲的这一块，真正的空了，这样的悲伤是无须说出来、也说不出来的。
　　正如要写出“亲热”，需要有细节的支持，要写出一个人的悲伤和痛苦，也需要为他的内心找到一个合理的情感出口，这个悲伤和痛苦才会有事实的根基。《祭父》的主体是写父亲的人生，是对他的缅怀和祭奠，不过，贾平凹在处置个中情感时，从不空谈，而是像乡村人的情感表达需要物质中介一样，他也为自己的情感表达找到了坚实的物质外壳——这个物质外壳就是经验、细节、事实和情理。他说父亲“干了几十年教师工作，不愿涎着脸给人家说那类话，但事情逼着他得跑动，每次都十分为难”，到底怎么一个为难？“他曾鼓很大勇气去找人，但当得知所找的人不在时，竟如释重载，暗自庆幸，虽然明日还得再找，而今天却免去一次受罪了。”——小人物的自尊和无奈，写得活灵活现。他写父亲怎样照顾自家兄弟的孩子：“我记得父亲在邻县的中学任教时期，一直把三个堂兄带在身边上学，他转哪儿，就带在哪儿，堂兄在学生宿舍里搭合铺，一个堂兄尿床，父亲就把尿床的堂兄叫去和他一块睡，一夜几次叫醒小便，但常常堂兄还是尿湿了床，害得父亲这头湿了睡那头，那头暖干了睡这头。”——由此就知，为何父亲先走一步后，二伯和三伯会“老泪纵横，瘫坐在椅子上不得起来”。他写父亲是怎样“极不甘心地离开了我们”：“他照常要服药，说他还要等着早已订好的国庆节给小妹结婚的那一天，还叮咛他来城前已给菜地的红萝卜浇了水，菜苗一定长得茂密，需要间一间。就在他去世的前五天，他还要求母亲去抓了两服中草药熬着喝。”——惦念家里的菜苗，坚持喝中药，这背后透出的对亲人和尘世的不舍，确实令人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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