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戊戌年的铡刀
作者：南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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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叙述似乎过多地聚焦于琐碎的细节，例如菜市口的铡刀，谭嗣同的神态，林旭的诗风，沈家择婿的来龙去脉或者慈禧太后的神出鬼没……这是文学而不是历史。历史叙述的是巨型景观，只有文学才会没有出息地打扫细节。历史的关键词是江山，社稷，改朝换代，社会体制，至于个别人物的人格、相貌、饮食癖好、爱情史、开始长出白头发的年龄、开朗爽快还是优柔寡断——这些都是上不了台面的小玩意儿。一个人的名字组织到历史著作之中，这只能因为他在巨型景观之中的位置而不是围绕在身后的家长里短。
既然如此，我没有必要挖空心思地还原林旭生活在北京的每一个日子，考虑他如何捱过大雪纷飞的冬天，或者会不会思念福州的螃蟹、海蛎和清香扑鼻的鱼丸？掠开种种日常的碎屑之后我突然发现，一个尖锐的问题如同一柄匕首刺穿了我的稿纸——林旭能不能算死得其所？
如同谭嗣同的“酬圣主”，林旭也在狱中写下了“慷慨难酬国士恩”的诗句。国士者，光绪皇帝的暗喻。换一句话说，林旭的短暂一生仍然是殉了光绪皇帝，殉了古老的大清王朝。林旭殉难的姿态如此壮烈，以至于我几乎不忍心这么想：如果林旭多活三四十年，他会不会另有选择？陈独秀仅仅比林旭小四岁，鲁迅仅仅比林旭小六岁，但是，他们已经是另一类型完全不同的现代知识分子了。
从福州的私塾到康有为的义理经世之学，二十三岁的林旭可能无法想象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现代知识分子活动的公共领域时常由报刊杂志组成。陈独秀活在《新青年》之中，鲁迅活在《新青年》、《东方杂志》、《晨报副刊》、《小说月报》和《语丝》之中，林旭则活在军机处的公文之中。他在军机处“陈奏甚多”，有时代拟“上谕”，内容广泛涉及废八股，改科举，设学堂，习西学，奖励发明创造，提倡创办报刊，鼓励开采矿产和修建铁路。的确，林旭就是大清王朝末代的杰出公务员，呕心沥血，恪尽职守。也许他已经看不上吟风弄月、平平仄仄那些雕虫小技了。林旭去世之后数年，放在一个箧子之中的《晚翠轩诗集》才由一个挚友偶然发现。林旭生前肯定想不到，他所草拟的那些公文只能埋在一大堆清史的档案资料里，现今人们愿意读一读的仍然是他的诗句。
这是在奚落林旭的短视吗？——不，这是慨叹历史的神秘。众多的凡人只配打扫细节。多数人只识得人格、相貌、饮食癖好这些日常景象，他们不明白那个包容一切的历史将要驶向何方。尼采摆出一副先知的姿态宣布“上帝已死”，马克思激情澎湃地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有一些小理论家也竞相发表各种有趣的结论，譬如说第三次浪潮已经来临，或者说当今正进入后现代时期。人们将信将疑地对待各种观点，虚心聆听教授们头头是道同时又歧见百出的分析。然而，多少人——包括这些观点的发明者——敢于将身家性命绑在某一个结论之上，然后如同一枝利箭呼地射出去？
我突然明白，历史是一座巨大的迷宫。对于林旭也是如此。他慨然把一条命押在了菜市口，仍然没有赢得历史。如果林旭拥有七十岁的寿命就肯定能找到出口吗？这个反问让我心虚了——因为我想起了另一个福州人，也姓林，才分决不在林旭之下，而且活到了七十多岁，然而他仍然执迷不悟。
我说的是林纾。
五
我是在《新文学大系》丛书之中初识林纾，当然是因为他写给蔡元培的那一封捍卫古文的著名公开信。陈独秀、胡适他们倡导白话文，气势如虹，遗老遗少望风披靡，偏偏有这么一个螳臂挡车式的人物跳出来自讨没趣。结果是脑门上挨了一阵暴栗。
当时我并不知道，林纾也是福州乡亲。
从许多张相片上看，林纾的相貌和我的想象十分接近。此人目深鼻高，两颊内陷，留一口长长的胡须。这种相貌往往固执暴躁，倔强起来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林纾相当自负，没有多少人在他眼里；同时又是有名的狂狷耿介，表扬自己或者辱骂他人都毫不含糊。当然，他有这种资格。林纾自幼嗜书如命，所有的零钱都捐到书店。十五岁就“积破书三橱，读之都尽”。三十来岁结识了藏书家李氏兄弟，伸手借了三四万卷的书，经史子集，小说家言，无不搜括殆尽。他气不过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声势，专门写小说《荆生》、《妖梦》给予诽谤。小说在上海的《新申报》发表之后，一时舆论大哗。这显然有违君子之道。林纾心中惭愧，投书各家报馆表示歉意——这时他已经是一个六十八岁的老者了。不论林纾坚持什么观点，这肯定是一个率真的性情中人。这种性格多少与林纾的好侠尚武有关。他不仅写了许多武林秘闻的笔记小说，而且曾经拜师习拳。十九世纪末，福州市江滨苍霞洲或许有不少居民看到，林纾时常佩一柄长剑步出苍霞精舍的大门，昂昂然地招摇过市。
苍霞精舍是林纾中年之后的居所，林纾曾作《苍霞精舍后轩记》一文：“……余家洲之北，湫隘苦水，乃谋适爽垲，即今所请苍霞精舍者。屋五楹，前轩种竹数十竿，微风略振，秋气满于窗户……”林纾与母亲、妻子居住在这里，欢声笑语；不久母亲和妻子先后去世，林纾迁往他处。偶尔返回授课，只见“栏楯楼轩，一一如旧，斜阳满窗，帘幔四垂，鸟雀下集，庭墀阒无人声。余微步廊庑，犹谓太宜人昼寝于轩中也。轩后严密之处，双扉阖焉。残针一，已锈矣，和线犹注扉上，则亡妻之所遗也。”
现今福州的苍霞洲已经找不到苍霞精舍的痕迹。福州保存的林纾故居是他的出生之处。一幢白墙灰瓦，赭色大门的院落被一大圈七八层高的水泥楼房团团围住，相距不过两三米。据说这所院落曾经是小学，厅堂里堆放了一些杂物，其中有两样稀罕之物：一是绘有波浪日出的彩色屏风；一是“肃静”“回避”的两面令牌。
多数人认识林纾，肯定是因为他的翻译。从《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始，林纾译了一百七八十种作品，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因为林纾翻译的启蒙，梁启超的论断“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才可能得到广泛的认同。当然，最为奇特的是，林纾是一个不谙外文的翻译家。妻子去世之后，林纾郁郁寡欢。在亲友的劝慰之下，林纾到福州旁边的马尾散心，寻访马尾船政局的老友魏瀚，同时结识了法文教习王寿昌。魏瀚告诉林纾法国小说精彩绝伦，请林纾出手翻译。林纾再三推托，最后提出的条件是“须请我游石鼓山乃可”。魏瀚叫了一条船溯江而上，直抵福州东郊鼓山。王寿昌在船上现场口述《茶花女》故事，林纾挥笔急就。小说出版之后风行一时，世面上有“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之说。此后，林纾用这种独特的合作方式开始了他的翻译生涯。林纾的翻译显然有不少独到的过人之处，以至于心高气傲的钱钟书数十年之后仍然愿意撰写论文详细研究。
然而，如果哪一个人当面恭维林纾的翻译，肯定讨不到脸色。林纾自称文章天下第一。六百年以来，除了明朝的归有光，哪一个也不是对手。有人好意地表示，林纾的诗和文可以相提并论，他气呼呼地“痛争一小时”，甚至毫不惋惜地贬斥自己的诗是“狗吠驴鸣”。至于翻译，当然只能是游戏之作，不登大雅之堂。文学史最终看上的是他的翻译，这的确像一个尴尬的玩笑。
戊戌年三月，林纾入京会试，结识了林旭，乡音相通，情趣相投。五月底，北京风声鹤唳，林纾与林旭等几个友人乘船避到了杭州。杭州的五月风和日熙，有人给林纾介绍了一门亲事，续娶杨氏为妻。不知这门亲事是不是救了林纾一命？林旭重返北京之前肯定曾经和林纾煮酒论天下——恭亲王奕诉病死，变法的形势出现转机，光绪皇帝六月十一日分布“明定国是”。据说林纾曾经劝林旭再留一阵，等待局面的明朗，然而，林旭义无反顾。逗留在杭州温柔乡里的林纾肯定伸长了脖子谛听北京的动静。他或许羡慕过林旭的机遇，激动的想象让周身的血液疾速流动；菜市口的噩耗传来，他在西湖畔深秋的月光里低回悲悼，并且暗暗地庆幸自己没有卷得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