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二十世纪台湾女性文学创作边缘视野观
作者：彭燕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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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十世纪中叶，以女性作家特有的同情、爱、坚忍、与包容的品性来着重反映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苦闷、哀怨、彷徨、抗争，反映女性意识觉醒的富有特色的女性文学已逐渐“占领”了台湾文坛，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崭露的新女性主义文学更一举打破台湾文坛长期以来独家鼎立的局面，而使当代台湾文坛迈进多元化创作发展的大道。台湾文坛的女性文学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大陆的众多女作家南迁至台湾，这样便弥补了台湾文学领域的一页空白。台湾籍北平女作家林海音、鲁西南才女郭良惠、女兵作家谢冰莹、小说名家苏雪林，还有张秀亚、孟瑶、琦君、钟梅音等等，诸些具有良好文化教养且又不必承担家庭与个人谋生责任的知识女性，她们以一诉自己内心的苦闷、孤独、彷徨、惆怅心境为快，纷纷拿起笔，瞬间在台湾文坛自成体系。筹建妇女文学社团，创办妇女文学杂志，形成了台湾文坛有史以来第一个女作家群，这一切标志着女性文学即将崛起。其时的台湾女性文学当仍以“五四”以来中国传统女性文学为基点，以写实手法，着重描写受尽婚姻磨难，生活惨痛，被污辱、被损害的善良女子。大多数作品亦不乏表露出对母爱的讴歌、对温馨幸福家庭的渴求。又由于作者多为闲赋在家的主妇，作品趋向主题琐碎，风格“委婉”，基本不带政治倾向。于是，台湾文坛一时称这些作品为“主妇文学”、“闺怨小说”。尽管如此，这批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倘欠成熟的台湾女性文学的开山之作，在台湾文学史上仍当占有一席之地。
20世纪60年代，女性文学的创作在台湾文坛稳步发展，新作品的题材面有所开拓，写作技巧更为娴熟。可喜的是，在女性文学这片园地里又萌发出棵棵茁壮的禾苗，一场“中西文化论战”将一批受西方文学思潮影响而脱颖于科班文学殿堂的文学新女性欧阳子、陈若曦、施叔青等推上了文坛。然而，她们的创作并未摆脱女性文学的传统“华盖”，仍沿袭着老一套“闺怨思路”，在塑造一个个饱经磨难的苦女子形象时，仅仅充满同情、哀怜，尚无抗争社会的思想与行为，寻觅不到光明的路途。可以说此时的台湾女性文学，并未反映出东西方文化碰撞时代的女性意识和女性主义。但值得注意的是，愈来愈多的台湾妇女形象在小说中亮相。
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女性文学的起步和探索，为女性文学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那么，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女性文学创作逐渐增强的时代气息，则塑造出一批不屈不挠的、具有坚韧意志的中国妇女形象。这正是台湾女性文学发展进程中一次不可忽略的飞跃。“提高女权，男女平等”是20世纪70年代台湾岛上响起的最为强烈的呼声，随之而来的台湾现代妇女运动打出了“新女性主义”的旗帜。即刻，这面旗帜下，赫然站立着一列台湾女作家队伍新女性主义文学诞生了。可以说，特定的社会条件是迅猛发展的女性文学的丰腴土壤。这正是台湾女性文学发展进程中一次不可忽略的飞跃。
由于西方经济大潮的涌入，处于封闭状态下的台湾社会、文化结构受到强烈的冲击。随着台湾妇女的经济地位和精神面貌的更新，妇女界产生了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感情，对抑制女性做“人”的权利和尊严的传统观念的批判，对歧视女性的社会偏见的抨击，要求建立男女平等、两性和谐的理想社会，强调塑造自我完善的思潮风起云涌。由此而产生的“妇女运动”率先打出的“新女性主义”旗帜给女性作家以猛烈召唤。一批受西方文化教育的新生代女性：曾心仪、李昂、萧飒、廖辉英、朱秀娟、袁琼琼、施叔青、萧丽红、苏伟贞等步入作家行列。她们相继以别具特色的风姿咄咄逼入文坛，突破“主妇文学”、“闺怨文学”之框框，深入探讨现代女性命运、前途。她们笔下的女性已不再是当年那般唯唯诺诺的小媳妇，而是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独立人格思想并敢与社会抗争的新女性。这类被称做女强人的形象融汇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特质而向世界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既有可读性又有思想性，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廖辉英、姬小苔、张小凤、朱天心、朱天文等都曾夺得台湾文坛各类文学奖并成为台湾新生派女性创作主力。
20世纪90年代后的台湾女性文学呈现多元与兼容并蓄的形态，相继出现一群新生代女作家，更为女性文学增添光彩。这些深具潜力的新生代女作家，如张瀛太、成英姝、朱少麟、刘叔慧和郝誉翔等，她们多是在台湾经济起飞、社会日渐民主开放的环境下长大，她们的人生阅历更加宽广，并且有自由风气的创作的空间做后盾而尽情发挥其创作才干。在着力推出当今台湾女性的新意识、新观点的同时，新生代女性作家兼以锐利的笔触描写了难以突破工作与家庭矛盾困境的白领女性、备受有权有钱老板玩弄、歧视的工厂、企业的打工妹。在作品的描写中，不乏现代色彩的两性情爱关系，既有严肃的人生与社会的剖析，又有描写有闲阶级的男欢女爱的场景。新女性主义文学以直面人生的现实精神，从女性感同身受的婚姻结构、家庭模式、爱情观念、事业前程等问题切入，描写出台湾经济转型期社会价值观念急剧变革情况下台湾妇女由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之间角色转换的艰辛。
新女性文学不仅小说突破传统女性创作模式，诗歌散文的题材亦打破了禁锢性爱与情爱的樊笼。钟玲、利玉芳、曾淑美、夏宇等都力争突破爱欲题材。如钟玲在其诗《卓文君》将琴挑与性爱的挑逗叠合在一起,意向更为生动鲜明；利玉芳在《给我醉醉的夜》一诗中则直抒对性爱的追求；夏宇在诗集《备忘录》中更为大胆冷静地描写女性的生理及感觉。不难看出，女诗人放弃以往的含蓄和收敛，对女性的自然存在毫不避讳的认同与赞颂，对男权社会中某些不成文规范的反抗。
从对中国传统女性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到新生代女性文学的突起，均显示了台湾女性文学发展的实力。无论是在艺术形式上，抑或是表现技巧上，当属不拘一格，百花竞开。但是，由于地理和环境的局限，女性作家的视野往往不甚开阔，在对社会中下层妇女生活的描写上，仅仅限于个人的经历和家庭生活，题材范围较窄，未能全面深刻反映出社会与时代的变迁。
二
统观历经四十多年创作道路的台湾女性文学，其主旨不仅仅是停留在对妇女生活命运相关的社会现象的直观描写，而着重于对表现妇女人生的社会生活的内在诠释，让多重结构的人物性格因素替代了单纯化的人物性格因素。从“闺怨”写实文学到新“女性主义”创新文学，女性的生存始终是众位女性作家所关注的焦点。因而，台湾女性文学创作主题的重心便是以塑造众多形迥不一的女性人物形象来透视出其畸形社会。
（一）以中国传统女性文学的写实手笔，刻画众多被污辱被损害者的形象，为下层劳动妇女鸣冤。
由于几千年来封建道德宗法思想的盘桓，封建传统思想仍在禁锢着下层劳动妇女的生活。林海音笔下那个为能在旧家庭中讨个“身份”，至死都未穿上具有象征地位、身份的大红百裥裙的小妾金鲤鱼(《金鲤鱼的百裥裙》)；张爱玲笔下那个自小被卖身为奴，受尽东家老爷太太欺凌、落下满身病伤的可怜丫头 小艾（《小艾》）；孟瑶全力刻画的缺乏自尊、自爱、自强的独立意识，忍辱负重、逆来顺受的都市弱女（《美虹》）等等，这一幅幅苦难女子的挣扎图，无疑是对旧的封建势力的愤怒控诉。如果说金鲤鱼们的悲剧是旧中国黑暗社会的真实写照，那么遭致封建家庭残酷虐待被逼而亡的文姐，被流氓糟蹋又吸上毒的歌仔戏演员金喜仔(陈若曦《灰眼睛黑猫》《最后的夜戏》)、丧夫失子被赶出家门潦倒沦为疯乞丐的四喜姨(陈艾莲《四喜姨》)等等被封建迷信礼教摧残终身的女性遭遇则深刻暴露了台湾社会的丑恶、冷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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