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二十世纪台湾女性文学创作边缘视野观
作者：彭燕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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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女性作家笔下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形象，其背景不论是旧时代的大陆还是现实的台港社会，她们相似的悲剧人生一样为读者展示了幅幅令人发指、让人饮恨思索的画面。然而，由于作者时代观的局限，这类传统式的女性文学作品，少些争斗、反抗的呐喊声且带有几分对悲剧命运的无可奈何。
（二）在中西方文化的冲撞中，深入探讨现代女性的处境、命运，向封建伦理观念宣战。
现代意识社会的演变使女性的经济地位和精神面貌有了较大变化，新的人生价值观念、新的感情让女性努力挣脱各种有形无形的束缚而迈向光明之路。然而，凭借强大外来势力输入的新文明，绝不可能消除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伦理的影响，多少年来妇女所承受的历史因袭的重负并未能完全摆脱。一种畸形的文化行为悄然滋生于台湾民众之中，用封建宗法思想充斥的头脑去崇尚西方现代文明。因此，由传统封建婚姻造成的悲剧自然演变成现代文明下的变态心理造成的悲剧。如《晓云》(林海音著)中的投怀到有妇之夫而充当了第三者的贫家女子夏晓云，走着与昔日被负情男人抛弃的母亲同一条悲怆之路。前途在哪里?晓云的命运又如何?不能不让人担忧，如果说夏晓云的悲剧是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文明病所造成的那种爱情至上的、性解放的变态心理的重现，那么《彩凤的心愿》(曾心仪著)中的彩凤却是一个自重、自爱，有着很强自立意识，努力把握自己命运却仍遭蒙奇耻之辱的女性，面对要想当歌星必须出卖肉体的骗局，她毅然冲出陷阱，走向属于自己的天地。从彩凤的遭遇中可以看到，在严峻的社会现实下，台湾新一代女性已站了起来。
下层社会女性命运如此悲哀，知识女性的生活道路同样坎坷不平。廖辉英的《盲点》乃是讲着一个以女主角的婚姻恋爱及其家庭不幸变故的故事，作为现代知识女性女主人公丁素素决然逃离封建家庭的樊笼由被主宰走向主宰，由被动走向主动。这正是作者以传统的方式赞美了一个不畏命运摆布，下决心寻求真正幸福的女性的爱情观，然而再一次注明新时代的知识女性也逃脱不掉千年封建婚姻枷锁的束缚。
（三）描绘了众多处于事业和婚姻的夹缝中遭受苦闷和挫折而不甘落寞的新女性形象。
作为开向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窗口的台湾，女性文学亦以新观点、新思想、新面貌塑造了追求自我价值的新女性形象。激烈的历史转型期提高了一批“闺秀”和“主妇”的社会、经济地位，然而要真正做到男女平等，委实难也。大多数知识女性，既要在社会上求得应有的待遇，又要在家相夫教子，主持家务。她们追求独立自主，崇尚事业有成，却又要从身心上付出不可承受的代价。丈夫有了外遇，抑或对平庸丈夫的厌恶、对现买生活的不满、家庭出现了危机等等，如施叔青的《愫细怨》中为报复不忠丈夫的留美学生李愫细、《窑变》中重返文学的殿堂去寻找流逝的以往的女作家方月；萧飒的《叶落》中忍受不了平庸邋遢丈夫的培芳；郭良惠的《玛丽袁》中采取“弃家投洋”的颓废方式来满足自己掌握生活的物质需求的白领丽人玛丽袁等等。无疑，对于这些知识女性，作者们并未简单地揭示台湾上流社会中白领女性的情感迷惘和精神困扰，而意在塑造不甘蜷缩在事业和婚姻夹缝中落寞的新女性形象。
（四）通过对参政女性被压抑情欲的讥讽描绘，暴露、抨击了台湾社会制度的性欲隐私丑闻与性别歧视并以觉醒的女性自我观凌驾于男权帝国。
一如众多男权帝国政坛性别比失衡，台湾参政女性可谓凤毛麟角，鉴于当局的腐败、平庸，性别歧视、隐私丑闻可以说司空见惯，已成为搅进政治旋涡且一败涂地的秘密武器。当众多女作家再度从现代新女性视角审视大千世界中的女性人物时，便不自觉地为其笔下的女性套上了政治的光环，企图从台湾女性政治人物出发，以女性观点陈述政治，做一台湾小说界从未有过的尝试。以李昂1998 年的系列短篇小说《戴贞操带的魔鬼》为例，作者不惜笔墨在所结集的四篇小说中刻画了四位男性政治家背后的女性形象身怀遗腹子、命运坎坷的台湾“二二八”事件遇难者的未婚妻、代夫出征的“悲情国母”、继夫从政的烈士未亡人、以身体获取权利的女立委。这些女性，一旦陷入政治旋涡，就要付出比男性更残忍的牺牲。譬如代替在台湾政治运动中遇难丈夫当选了“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而被民众奉其为“国母”（《戴贞操带的魔鬼》），然而，国母只能别无选择地禁锢情欲，被迫抛弃小妻子角色，而为政治四处奔走。如果说“悲情国母”从政的悲哀是不得已牺牲“女性自我”成为政治的情感绝缘体，那么林丽姿（《北港香炉人人插》）的以身许政则是心甘情愿的为男政治家们提供“身体慰藉”。由此，李昂借林从政目的以及方式，深刻地将女性、性与政治之间的关联摆到了台湾当局社会制度面前。解读小说主体，对于参政女性形象的刻画，作者并没有一味地将其置身于批判、嘲弄之地，而一边透过细节描写如林患胃痛蜷曲在床上，孤苦伶仃无人问津等场景，将大把的女性同情泪抛向热衷于政治的女人，另一边对其持“身体原则”跻身政坛之实的同时，更将锋利的匕首刺向那些掌握政治大权的男性“民主斗士”们，揭穿他们玩弄、利用女性的丑恶嘴脸，将“男权至上”批得体无完肤。
综前所述，台湾女性文学创作无论是在追求一种能启迪人们进一步思考的深刻内涵和思想力度方面，还是将审美理想色彩融汇进艺术表现技巧之中，均已显示出其独特的功力与实力。作为我国当代文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台湾女性文学，不愧为诞生在中华文化摇篮里的佼佼者。透过这扇面向世界打开的窗子，女性文学创作如束束耀眼的光环在明媚的天空中闪烁。正如台湾著名女性文学评论家齐邦媛所断言的：恰可说明这一代台湾女性作家，不论是自愿的还是被动的，已失去了数千年岁月搭盖的闺房。外面世界强烈的风雨，当然不是“春闺梦里人”梦中的境界，但是这是个闺怨之外的新世界。的确如此，台湾女性作家的创作之笔已伸到闺怨之外的大千世界，争得了自己的一片天空。
作者系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原琳）
E-mail：yuanlinsir@yahoo.com
参考文献：
[1]古继堂：《台湾小说发展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年11月版。
[2]公仲：《世界华文文学概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
[3]古继堂：《简明台湾文学史》，北京 时事出版社，2002年6月版。
[4]李昂：《女作家对社会的巨视与微观》，《中国论坛》，1983年5月第4期。
[5]郑明俐：《当代台湾女性文学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5月版。
[6]於梨华：《又见棕搁，又见棕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
[7]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8]林海音：《玫瑰林海音作品选》，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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