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论惠特曼诗歌对昌耀创作的影响
作者：雷庆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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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大自然作为抒写各自精神内涵的意象之外，两位诗人在诗歌中都创造了一个象征其精神特质的视觉意象，它既是诗人内在精神的外化，也是贯穿于整个诗作的核心理念。
在惠特曼的诗歌中，诗人创造了一个“我”这样的视觉意象。这个“我”是一个强烈追求个性解放，极端蔑视神灵权威，并与万物相结合的自我抒情形象。诗人在《自己之歌》中自豪地宣称：“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我”就是一切的一切的神灵，这充分显示了诗人的自我意识。他认识到个体人的伟大，他曾赞颂人是“伟大的宇宙，万物的联系，何等的完美!”认为宇宙间没有什么比人更神圣的东西，所以他要尽情地表现“我”。他说：“我所讲的一切，将对你们也一样适合，/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可见，惠特曼笔下的“我”不只是诗人自己，而且是一个综合的形象。他们富于理想，蔑视法规，勇于创新；他们精力充沛，力量无穷。这样的“自我”形象在《草叶集》的许多诗篇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与放大，体现了诗人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对自由、民主的渴望与追求。
惠特曼诗歌中所塑造的这样一个健康、乐观、强悍的“我”，是昌耀极其欣赏与仰慕的。他认为这个人体形象在惠特曼笔下写得如此“醇厚、醉人”，“可以看作是具有生命、性力、完美的大自然本身”⑦。受此影响，昌耀在其诗歌中也创造了一个代表大自然的“巨人”形象，这个诗人意念中的英雄以其形体和精神的高大屹立于大地河汉之间，怀着“生命的渴意”，“踏着蚀洞斑驳的岩原”，“驻马于赤岭之敖包”，“俯首苍茫”，聆听着河流的“呼喊”和冰湖的“坼裂”，感受着“苏动的大地诗意”。这种巨人情怀和英雄情结在诗人笔下具化为“赶路人”和“攀登者”的形象，他们在驼峰、马蹄、汗水、血迹、太阳般的燃烧和死亡般的沉寂中走进高原和生命的深处，把生命的征服、坚守和渴望表现得惊心动魄：“峡谷，我听到疾行的蹄铁/在我身后迫近。我不甘落伍。/而我听到疾行的蹄铁如飞掠的蝙蝠/在我身后迫近。我不敢懈怠。”“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我的指关节铆钉一般/楔入巨石罅隙。血滴，从脚下撕裂的鞋底渗出。/啊，此刻真渴望有一只雄鹰或雪豹与我为伍。”诗人笔下的“赶路人”和“攀登者”表现了一种对生命的坚持和对信念的执著，从前行和攀登的身影中体现出来的强悍和苦难便是一种英雄主义的情结，归根结底是对生命的关切，是对生命运动中体现出来的意志和毅力、激情和憧憬、崇高和伟岸的敬重，也是对高原体内流布的孕育了人的生命的“倔强的精灵”的崇拜。这种巨人形象的塑造，“与西部壮烈的土地、强悍的人种形成恰如其分的对应与契合”，使得昌耀诗歌中蕴含的开拓奋进精神显得内在、激烈而持久。
昌耀与惠特曼笔下的“巨人”与“我”，是一种原始生命力的象征，是人类社会的缩影。诗人在表达内在情感与主体精神时，虽然选取了两种不同的视觉意象，但在诗作中，他们将感官的意象和内在的精神融合得天衣无缝，这种精神内涵和生命意志的交融，彰显出一种刚烈不屈、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构建出一个民族性格的精魂和骨架。
三
昌耀和惠特曼是两位并不经心于形式却又刻意寻求艺术完美的诗人，他们从不按既定的模式写诗，但是，他们忠实于自己真实的思想感受，忠实于自己独特的艺术自由原则，他们的诗歌所抒发、赞美的是为了理想与信念所激发出的生命活力，这种流动着的、奔放的激情，用传统的格律诗歌的形式已经难于包容，冲破传统格律已成必然。因此，他们找到了自己思想的载体，走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之路。他们都是诗体解放的主张者和实行者，他们的诗歌形式趋向于散文化，形式自由，不拘一格，主张语言简朴、诚挚、坦率，直抒胸臆，不以传统诗体的格式来拘泥诗意的表达。
惠特曼被称为“现代抒情诗最伟大的形式革新者之一”，他认为:“最好的歌唱家并不就是声音最柔润而洪亮的人……诗歌的愉悦也并不属于那些采用最漂亮的韵律、比喻和音响的作品。”⑧主张为了描述宇宙万物的规律以及它们的创造力和丰富性，必须避免传统的诗艺常规，即押韵、格律等。惠特曼完全背离了英语诗学的传统，他的诗是一种崭新的自由诗体(free verse)，是属于“鼓舞调”，雄浑粗犷，给人以“听军歌军号军鼓时的感觉”，具有豪放不羁的积极浪漫主义的风格。他创造了一种既无韵脚又无格律而充满抑扬节奏、类似演说的狂文体(rhapsodic verse)，这是一种绝无仅有的自由诗体。他的诗行的节奏和用词造句与散文十分相近，他的诗体结构自由，诗行长短不一，不以传统的抑扬格或扬抑格等为顿挫单位，而是以断句作为韵律的基础，以短语、短句为顿的单位形成语调、语气急徐高低的自然结构。就诗的表现形式而言，惠特曼用自己的实践铺开了西方自由体诗的创作道路；从诗的目的来讲，他用诗歌来热情歌颂自我，歌颂人间最美好的东西——民主与自由，字里行间充满着奔放、欢乐的情绪。
惠特曼自由奔放的诗体风格无疑对昌耀的创作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昌耀的诗作，不仅涌动着惠特曼诗作中宏阔的磅礴之气，而且他那不拘泥于形式的自由多变的诗体结构呈现出了与惠特曼的自由诗体极其相似的美学特质。
昌耀曾坦言自己是“大诗歌观”的主张者与践行者，并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我并不强调诗的分行……也不认为诗定要分行，没有诗性的文字即便分行也终难称作诗。相反，某些有意味的文字即便不分行也未尝不配称作诗。诗之与否，我以心性去体味而不以貌取。”“诗美流布天下随物赋形不可伪造。是故我理解的诗与美并无本质差异。”“无论以何种诗的形式写作，我还是渴望激情——永不衰竭的激情，此于诗人不只意味着色彩、线条、旋律与主动投入，亦是精力、活力、青春健美的象征……”⑨较诗的外在形式而言，诗人更注重诗的内在韵律，内在情感，而诗体的分行与否在诗人看来只是视诗情表达的需要而定，他说：“我所称之的随笔，是有着诗的隽永、旨远而辞文自由成章的一种。无妨看作诗。”“在我极为有限的篇目里，分行文字的比重也是日渐缩小的趋势。”⑩
昌耀不仅提出了这样一种诗学观，而且在创作中也是这样实践的。他的长诗《慈航》，不仅不押韵，诗节也没有定式，有时三五行一节，有时一行便是一节，有时则二三十行一节。句子长短不一，悬殊极大，意尽则句断，或者意未尽而换行。诗中则大量使用了破折号、删节号、省略号等，这些不定式的分行以及语言符号的使用，使他的诗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诗人在这里追求的是语言最本质的效果，是与人类的情感共通的形式载体。昌耀认为，语言是“出于人类生存本能需要而创造并被感应的音义编码。语言，其本质是示人理解及铭刻于心”。诗人自由的语言风格正是基于对语言的这种最本质的理解而达到的。这语言的自由，可谓天机自动，是随意伸缩、变化无穷的诗情诗思的呈现。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人栖居于语言所筑之家中。”在昌耀看来，精神是依赖语言而存在，借助语言而高扬与提升的，并释放出绚烂的灵光。作为一个个体的生命，昌耀在他的流放地悄悄地活着，体验着人生；作为诗人，他以一种质地异常坚硬的诗歌表明了他生命的属性。他沉郁内忍，强悍坚毅，在贫瘠、空阔的西部拯救和捍卫着自己的理想与信念。他用充满智慧和灵性的语言表现深刻的生命苦难，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弥散着神性的光彩和不朽的精神。诚如诗人所言：“我的绿色希望以语言形式盛在餐盘任人箸/我们习惯了精神会餐。”诚然，这种散文化的诗体形式也正是昌耀精神气质的最佳表现方式。
昌耀与惠特曼是中外诗歌发展史上两位卓尔不群的诗人，他们写作的契机，是来自于内心深处激起生命热情的人生信念，来自于提纯与净化生命理想的精神理念。他们在诗歌中所表现出的坚强的信念与执著的精神，是拨动世人心弦的强烈音符，他们的自由体诗歌如同一条汹涌澎湃、激荡起伏的河流，将诗歌的节奏、韵律之美都蕴含在这流动之中，冲击着读者的心灵。虽然对昌耀的诗歌创作产生影响的还有许多作家，但从其诗歌的精神气质、审美意象以及诗体风格等方面而言，惠特曼诗歌对其创作的影响无疑是直接而又深刻的。
基金项目：青海民族学院校级资助项目（06D016）
作者系青海民族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水涓）
E-mail：shuijuanby@sina.com
①李野光．惠特曼研究[A]．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C］．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381．．
②③④⑤⑥⑦⑨昌耀．昌耀诗文总集[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621，856，164，855，800，745．
⑧[美]惠特曼．草叶集（下册）[M]．楚图南，李野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1171．
⑩昌耀．昌耀近作[J]．人民文学，1988，（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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