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为孔乙己正言
作者：方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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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乙己》实在是一篇绝妙的小说。简短的篇幅，简约勾勒的场景与人物，简单的一个人物的故事，却意蕴丰厚，见仁见智，且常读常新。
近再读《孔乙己》，觉得有为孔乙己正言之必要。其原因是，孔乙己在长期被解读的过程中，其生命本体的价值与意义依然受到忽略，或者说重视不够。因为小说内部其实还有一种深层次的象征意味，即在启蒙的话语立场背后还隐含着一种深切透彻的“文化”存在的孤独感与悲剧感，它使得这篇小说和孔乙己这个艺术形象可以穿越具体的现实历史时空，昭示着更普遍的意义与启示。
孔乙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并不简单。从表面看，这似乎不成问题，因为小说已经给予了鲜明而具体的确定，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有两点：第一是“穿长衫”，第二是“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穿长衫”本应该是获得特殊的地位与尊重，“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但是孔乙己其实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就是说“长衫”并没有变成孔乙己真正的证明与通行证。所以问题并不是出在“长衫”上，那只不过是一个人身份的外在标识，而人们也并不在乎外在的标识。那问题究竟出在什么方面呢？就只能和“之乎者也”联系在一起了。“之乎者也”才是孔乙己身份与价值的内在标识，也是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之乎者也”是一种话语，简单的理解就是象征了孔乙己其实是一个书生，一个饱读旧书的人，说是读书人、文化人也可以。而这个特征怎么也成了问题呢？问题似乎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他的“长衫”和人们理解与期待视野中的“长衫”不仅不一致，甚至因为“脏”“破”比短衣帮还显得卑贱，而他偏偏就始终不以为然地穿在身上，所以如此，在别人看来就是证明自己是“之乎者也”者，殊不知是寒酸、清高且死要面子的表现；其次是孔乙己生活存在危机，社会关系紧张，话语出现严重错位，导致被嘲笑、孤立、歧视，却依然不思改过，动辄依然“之乎者也”，终生不渝，至死不变。自然，一个存在问题的社会和一个存在问题的个体就难免产生更深刻冲突，并导致悲剧最终发生。
怎么理解和把握这个悲剧呢？这里存在分歧。或归结于封建思想毒害，或归结于社会歧视与压迫，或批评孔乙己主体精神缺失，或挖掘到人物自身存在道德缺失与人性弱点。不过，林林总总的看法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孔乙己的悲剧除了归结于外部世界的“凉薄”与残忍外，其自身至少也要负一部分责任的。
但是，这依然没有得到最终令人信服的解释。理由很简单，孔乙己为什么不能是这样子，他这个样子到底怎么了，如果不是这样又应该是什么样子？再往深层次探究，孔乙己变了一个样子是否就是合理的存在，是否就可以得到社会认同并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呢？
对孔乙己的生存处境与人生遭际给予普遍的同情似乎已经不成问题。问题的焦点还是集中在孔乙己对自己“文化”身份执守的理解上。在有意与无意中，孔乙己所象征的一种“文化”依然显得愚钝、过时，不仅无用，更重要的在于吃尽苦头却依然不思悔改。这里面隐含着这样一些批评观念与文化心理。其一，“之乎者也”所代表的是旧文化，而“新文化”已成历史的发展趋势，这种守旧与偏执自然造成语境错位。其二，读书连自己都养不活，自然读书无用。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死读书或者说好读书自然与基本生存法则相悖。其三，读书读得品德出了问题，就更加不是一个正常合格的读书人，好吃懒做、去偷、去喝酒与印象中的君子道德文章的教训似乎不合。这就存在人格缺陷与人格分裂的问题了，“读书人”与“做人”之间就产生了背离。
可是孔乙己依然是孔乙己，事实上就是这样，并没有改变，直至死亡。这个愚顽的生命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依然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说孔乙己中毒太甚，以至于连人情世故都一无所知，似乎也不太合情理，他至少知道“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知道讨孩子欢心，知道按时还酒钱，知道教书，并不存在明显处世的智障。他对这个社会既无恶意，也不构成威胁，甚至带点小心、有些卑微地想走进他身边的人群，只是这个人群就是排斥他。不错，他和当时所有的文人一样，也参加科举考试，不过“没有进学”，但这并不能说他就是中毒最深的一个，何况已经失去“进学”的机会与念想。鲁迅的小说中就有为科举发疯的人物，如陈士成。但孔乙己似乎并没有到这样癫狂的地步。如果说“之乎者也”就是迂腐，就是废物与无用，那岂不是说传统文化都是迂腐、废物与无用的话语存在，这显然有些简单粗暴。那孔乙己应该成为什么人，看来，只能成为掌柜、真正穿长衫的或者成为短衣帮之流了。当然，他应该还有一些语言选择，譬如狂人的语言。而这更使不得，这比“之乎者也”带来的后果更严重，只会使孔乙己处于更加不安全甚至加速死亡的境地。对社会与公众而言，狂人的语言比“之乎者也”更显得荒诞、可怕。孔乙己不会做也做不到。孔乙己不可以成为高尔础吗？抛弃“之乎者也”学习西方文化，这要比“之乎者也”显得新潮与时尚，只可惜高尔础的话语也得到“好笑”，其结局也不理想。何况孔乙己也无法做到。孔乙己就是孔乙己，他只会“之乎者也”，只喜欢“之乎者也”。因为如此，所以答案也只有一个，因为你“之乎者也”，所以你永远错误。如果不是你错误，就是“之乎者也”的错误。
孔乙己是谁？答案非常简单。一个卑微普通的民间读书人，一个沉迷于文化的民间知识分子。他的生活方式、他的乐趣与追求就是读书。自然不能说孔乙己是一个自觉的文化坚守主义者，像《学衡》派、《甲寅》派那样，自觉维护文化传统，他对“文化”的喜爱和无法割舍的情怀，更多的是和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深层积淀的文化情结，但无论是什么原因，“文化”的熏陶与培育使一种“文化”不仅成为了他的生活方式，同时成为了和他生命一体的东西。更重要的，这种关系已经脱离了“学而优则仕”的功利性，孔乙己也没有利用其“身份”以功利化的方式向社会索取的倾向。他只是一种特定文化的存在方式，一种文化存在的艺术象征。这种方式与存在，如果并不奢求社会的理解与扶持，至少其自身应该具有存在的理由。而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只能意味一种“文化”存在的孤独与悲哀了。
所以，在我们的意识与潜意识里，是否已经存在一种先验的观念，或者积淀着一种心理意识，它不仅排斥“之乎者也”的存在，同时排斥陌生化的话语。是这种观念与心理，才使孔乙己始终被扭曲和遮蔽，依然被话语丰富地闲谈，却从来不能还原到他本体性的位置上。
至少在小说世界里，孔乙己的处境与命运就是这样的。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开篇即意味深长。掌柜、长衫、短衣帮,分别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形成了一个现实社会的主要格局，这个格局按照他既定的秩序和轨迹正常地运转着，每个人都实际地生存，并享受着世俗的生活与乐趣。它和“别处不同”的最大特征其实就是居然没有给一个卑微的小人物一个合适的位置，而这个人物只是一个一无用处的书生。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结构中，“文化”的位置从来都是空缺的。除非你改变身份，并混同于已经划分好的社会角色，否则就只能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你自然要生存，并同社会保持某种联系，而当你出现的时候，你的特征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你不仅永远没有自己合适的位置，同时因为身份不明而显得异类，又因为弱小转为随意欺侮的对象。
这个世界中的人和鲁迅笔下世界中的人有很多相似之处，等级分明，趋炎附势，嫌贫爱富。世态炎凉，心态无聊，把原本就文弱、窘迫的孔乙己置于受侮辱、欺凌和奚落的最底层。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小说其实隐含着一种深切的“文化”处境与命运的体验，以至于转化为小说中存在一个新的“文化”主题，就是“文化”在现实世界中的悲剧性。这个世界把“文化”当作了异类，也当作了罪过。他们对待孔乙己的态度与取笑阿Q的癞疮疤、祥林嫂的伤疤，意蕴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乡村惟一执著于文化的人。不幸而悲哀的是，这个世界本来就存在“文化”的缺席，甚至形成“反文化”“仇视文化”的社会心理。换句话说，现实世界从不需要“文化”。所以鲁镇的格局是富有现实世界的象征意味的。它并非只是人为置于新文化运动的创作背景上加以解读与把握的，而是可以超越具体时代、同时真实普遍的世界图景，这个世界的秩序与运行方式与“文化”存在之间似乎形成天然而致命的冲突。这种结构关系通过“在笑声里走散”的孩子，通过掌柜“欠十九个大洋”冷冷的话语，预示着格局依然历史性地稳定维持与延续。在这个格局中，孔乙己其实充满了多样的选择。别人的方式其实也是他可以选择的方式。而他实际上是生活在其中的，但是，他最终没有转化自己的角色乃至命运，说是“文化”奠品也可以，说是现实的牺牲品也可以，但无法改变的是“文化”宿命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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