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为孔乙己正言
作者：方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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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处境更令人惨痛的地方是，孔乙己不仅被剥夺话语权，失去文化生存权，同时剥夺了“文化”拥有与分享的权利。耐人寻味的是，长期以来，“窃书不为偷”的辩解，却居然作为确凿的证据把孔乙己无情地推上了道德的审判席。
对于孔乙己而言，可以忍受贫穷，也可以承受并习惯世间的“薄凉”，但是，不能忍受的是隔绝他和“文化”的接触。于是他学会了“偷”，而且从没有改变做“雅贼”的习惯。“打”不可怕，“死”也不可怕，没有“书”是真正可怕的。“书”似乎才是生命的一切，只有“书”可以改变他的道德与选择。应该提示的是，孔乙己的“偷”，只是“偷书”，并非其他。小说交代得很清楚，“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可见，他并没有因为生活的逼迫而导致其他道德变异，他的善良与诚信甚至超过别人，他只渴望“书”。但是“书”在“何家”“丁举人家”，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的，可以分享的。对孔乙己而言，得到“文化”的方式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所以“偷”其实是“逼”出来的，被迫的。所谓的“何家”“丁举人”其实就是象征文化专制、文化封锁，这些政治权力、经济权力通过文化霸权进行愚民，以维护其统治与既得利益。所以，孔乙己在一个专制时代偷书，并坚持“窃书不为偷”，虽不能说像普罗米修斯盗火那样崇高神圣，也不能说没有个人目的，但是它反映了文化渴求与文化专制之间的强烈冲突。它的可悲，不在“偷”行为本身，而首先是文化制度的可悲。而这种文化悲剧不仅是古已有之，且时有所见。恕摘录当代学者陈子善《我当过孔乙己》作为一个证据。
无论如何，它们是我在那个时代被迫当上“孔乙己”的纪念，也是我不自觉的反抗“文化大革命”也即文化专制的见证。今天我们已经有读不完的书，我当然不可能再去当“孔乙己”，但如果时光倒流要我重新选择一次的话，我仍会毫不迟疑地去当“孔乙己”，因为在一个健康正常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自由读书的“天赋人权”，都有自主的接受人文和科学教育的“天赋人权”，一旦被侵犯了，被剥夺了，就应不惜一切代价，包括采取非常的手段去争取，去维护。选择不受约束和限制的读书，就是选择心灵的自由飞翔，“读书是无禁区”的！
不过，陈子善显然比孔乙己幸运，他偷到了书，没有受到什么伤害。而孔乙己则许多次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何家被“吊着打”，在丁举人家“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再见到他时，“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因为“偷书”而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难道只是一种艺术虚构？从表面看，孔乙己他是因为偷书而死的，是“书”害死了他，但实际上，他是在文化缺席与文化专制的双重迫害下悲惨致死的。在极其悬殊的力量对比与冲突中，“文化”地位始终弱小而孤独，它要么被强大的社会与政治力量随意利用、挤压与异化，要么消解自己的身份特征，混迹于世俗世界，也就是说，无论在世俗的世界，还是权力世界，文化的结局只有一条命运就是听任摆布，否则没有出路。所以，孔乙己的死显然不是一个简单个体生命的悲剧，而是文化悲剧的艺术象征。
回过来再反思一下，在惯常的观念、习俗与心理中，孔乙己至少有三大错误。
第一，你贫穷你好吃懒做你还读书还想喝酒就是错。这的确是文人的难题。也是人文始终不得不面对的自我困境。“生存”与“读书”的尖锐矛盾总是那样无情摆在眼前。所以，“百无一用是书生”是世俗的眼光与现实的原则，文人也同时用它来自嘲。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化”的弱点尤其是生存弱点，但是这何尝不是“文化”存在的特点，因为“无用”有时就是它固有存在方式与价值。用“无用”对抗“有用”自然不堪一击，而“无用”又是与生俱来的品性，这就有点宿命的意味了。改变悲剧的唯一方式就是给“文化”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与生态环境，而“文化”在这个环境中做新的自我调整，否则，悲剧将依然持续。不过，将“好吃懒做”、将“喝酒”的需要与习惯非要和“读书”联系起来，说成是一种道德缺陷，则不仅缺乏足够的人性关怀，更是以此剥夺“文化”存在的道德偏见。
第二，“你说便是你错。”“言说”不仅是文化存在方式，也是文人的价值体现。但是，孔乙己在一个“文化缺席”的时空里，已经没有自己的声音。对于“非文化”的环境而言，“文化”的“言说”总是陌生化的，异样的。在空缺、排斥与挤压的氛围中，孔乙己他似乎也不想发出声音，因为他的声音只会引来“笑声”，成为一种“笑料”。但是，他是多么渴望发出声音，让别人知道“茴香豆”的“茴”有四种写法，也以此来证明自身价值和文化的价值。但是他的声音总是孤独与失败的。那么有没有一种完美合理的“言说”方式呢？也许有吧，不过，在鲁迅的小说中，不只是孔乙己，无论是什么身份的文化者都显得孤独与“失语”，处处遭受失败的命运。这种处境，鲁迅的总结是，“你说便是你错”，这种孤独与绝望的困境，使鲁迅产生这样的选择：“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第三，你偷无论如何更是错。在世俗的眼里，“文化”是无用的代名词。但是在权力阶层看来，“文化”并非“无用”，相反其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文化”统治无论采取什么方式，理想的结果只有两个：一、形成一个“无文化”的，同时秩序井然的公众世界；二、利用“文化”维护统治者与既得利益者的现实秩序。于是，“文化”常常被权力与利益“封锁”“禁锢”“改造”“利用”等等，总之不可能自由开放，更不可能独立存在。为此，“文化”管理与统治的机制也是十分严格与残酷的。这是不能轻易触及的“禁区”，否则会带来严重后果，孔乙己就是明证。不过，“文化”渴求所形成的焦虑从来不缺乏“反抗者”，不缺乏“道德变异”的偷盗者，也不缺乏其他“异化”状态的“文化”者。“垄断”与“自由”之间就形成一种冲突，不过，后者常常失败。这种实力悬殊的较量实际上演绎着一部“文化”生存与发展的悲剧历史。但一切都不是“文化者”的错误，而是制度与秩序的错误，这是毋庸置疑的。
阅读《孔乙己》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受鲁迅启蒙思想一面性的左右，因为反封建的思想的确定性，常常将孔乙己在观念上定位为受封建思想毒害的文人或者是封建文人，尤其是将“之乎者也”简单等同于“吃人”，孔乙己就成为“被吃”的象征。其实问题并没有这样简单。鲁迅思想与情感的另一面常常受到忽视。从创作目的上说，鲁迅似乎没有这样的定位。《孔乙己》作为鲁迅最喜欢的小说，他曾在《附记》中说，“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后据孙伏园回忆，鲁迅自述小说“是在描写社会对于苦人的薄凉”。他机巧地设计这样一个“苦人”，显然不是一般社会角色如阿Q、祥林嫂那样的“苦人”，他首先是一个读书人，文化人，他与“现实”之间所形成的“薄凉”关系，以及隐含的深切的悲剧意味与体验却常常被轻易带过。对“文化”与“现实”的双重怀疑，从鲁迅开始走出S胡的同时就携带着，“启蒙”与“启蒙”的怀疑其实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历史与现实的考察与体验使鲁迅的内心对“文化”或者说“知识分子”或者说自身都具有浓重的悲剧感，这种悲剧感表现为，即使梦醒也无路可走。这就不难理解，狂人是呐喊了，但也只是一梦而已，醒来还是“候补”去了。孔乙己独守“文化”，结果悲惨死去。弃“说”而“行”，夏瑜干脆参加“革命”，那又怎么样，结果是孤独无谓地死去。一个话语“反抗者”的故事，一个文化“固守者”的故事，一个“革命者”践行的故事，上述三篇恰恰是鲁迅在五四启蒙背景下首先发表的三篇小说，这难道只是简单的巧合吗？
“文化”存在与出路的问题，应该可以构成理解与把握这篇小说的一个新的视角吧！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访问学者，巢湖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赵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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