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长篇小说：三十年的时间简史
作者：汪 政 晓 华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背景
文体的本质就是表达的方式，人们出于不同的表达目的，根据不同的表达对象、接受对象与语境，给自己的表达行为约定俗成地设计了一定的规矩与格式，这便是文体的内涵。文体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与许多因素相关，与社会的精神氛围、消费行为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权力紧密相连。所以，文体是不平衡的，一些文体诞生了，一些文体消亡了，一些文体流行了，一些文体寂寞了，一些文体主动或被动地改变着自己的生存策略，这本身就是一个专题文学史的简单构成。因此，我们看到汉语文学史曾经长时期由诗歌称雄，而戏剧、散文也有过短时间的繁荣，看到短篇小说潮起潮落，但一直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中篇小说作为新兴文体创造了迄今几十年的奇迹，而本文要谈到的长篇小说则一直是不同时期文学成就的标高。
所以，孤立地看待这三十年的长篇可能反而不容易看得明白，有必要对三十年之前也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中国汉语长篇可以划分为古典与现代两大时段和两大类型，古典时期指的是以文言或古白话为语体，以说书艺术为潜在话语结构，以章回体作为其形制特征，而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现代长篇开始取代古典长篇。现代长篇与古典长篇完全不同，它以白话文为语体，以书写与书面阅读为潜在的话语结构，以欧美近现代长篇为外在形制模范，《子夜》《家》《骆驼祥子》《财主底女儿》《围城》《边城》以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可以作为其成熟的代表。也许，相对于1978年之后的三十年，那一个前三十年更具有背景式的意义。非常有趣的是，那也是一个长篇显得非常多的三十年，已经有文学史家指出：长篇小说的崛起和大面积繁荣，构成了1949年以后小说文体发展的令人惊叹的景观。从解放区走来的作家成为主体，创作了大量我们现在还耳熟能详的长篇，《三千里江山》《平原烈火》《铁道游击队》《三里湾》《林海雪原》《红旗谱》《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城春秋》《青春之歌》《三家巷》《红岩》《李自成》等，许多作品日后被称为“红色经典”。前三十年为什么长篇繁荣？原因很多，从客观上说，新中国刚刚经过长时期的战争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这样的历史内容迫切需要记录、留存与表达，而这种类型的社会生活又特别需要和适合长篇这种文体去表达；从主观上看，刚刚进入新时代的人们有一种不能自已的激动、昂扬与豪情，充满了大声呼告与宣示胜利的强烈欲望，这从当时长篇小说的主题与题材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浪漫主义、战争英雄主义成为主流。这样的激情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当人们还沉浸在对战争岁月的怀想中时，社会主义建设就如浪潮一样一波接一波地涌来，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些对共和国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运动依然催动着作家以长篇小说的方式进行史诗性的书写，《山乡巨变》《创业史》《上海的早晨》《艳阳天》等等构成了新一轮长篇小说的热潮，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当代长篇创作才告一段落。所以，在讨论中国当代文学时会有许多分歧的意见，上述长篇的高潮，大都发生在1949年以后的十七年，也就是到文化大革命发生时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对十七年文学基本是否定的，对这一段文学包括长篇小说成就的肯定是到“文革”结束和思想解放运动之后。但是，有趣的是，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来的长篇小说并没有接续这一传统，因为我们知道，十七年的长篇大致有以下的特点，一是基本围绕主流意识形态，服务于当时的政治话语，二是延续延安时期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策略，对五四长篇略有偏移，热衷于长篇的民族性，话本、章回体成为许多长篇的通俗化叙述体制，相应地，对国外长篇艺术的发展基本没有交流，所以，新时期对十七年长篇实际上只是抽象地肯定，而在具体的发展上可以说是反十七年的。这里面的原因很多，当然最重要的是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开放，从对文学工具论的反思到人道主义思潮的兴起，从对外文化交流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到向内转对文学本体的强调，都从主题、题材、审美方式等方面开启了中国新一轮长篇的历史进程。
历史
文学史的分期总是相对的，中间大都存在着一定时段的过渡期。近三十年长篇小说的变化也是这样，可以从对首届茅盾文学奖的简单分析看得出来，不论是评奖的指导思想，还是从最后获奖作品来看都反映出这种二重性的过渡性的色彩。事实上，六部作品有些就是写于“文革”时期。魏巍的《东方》是革命历史题材传统的延续，姚雪垠的《李自成》写作跨度几十年，可以明显地看出不同时期的印记。而古华的《芙蓉镇》、莫应丰的《将军吟》、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其新元素要多得多，它们本身就是从对“文革”的反思展开叙述的，所以，不管是从题材上、人物上，还是从主题与情感态度上，它们已经不可能再走十七年的长篇之路了。
这几部作品连同当时许多作品，渐渐构成了中国新时期长篇小说的主流。也就是以写实为主体，以回归欧洲十九世纪和中国五四时期现实主义为长篇小说的美学指向。这可以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来描述。长篇小说与历史有不解之缘，中国自古又有修史的传统，中国古典长篇大部分是重述历史的，所以，即使现代长篇的叙事体式变了，但这一文化传统仍然在延续。三十年来长篇的历史叙事反映了中国作家历史观上的一些变化和不同历史观的共存与碰撞，部分作家将兴趣放在历史场景的重现上，更迫于传统的历史小说，如刘斯奋的《白门柳》、徐兴业的《金瓯缺》、熊召政的《张居正》、唐浩明的《曾国藩》等，这些作品亦史亦文，作品人物与历史事件也大致有考，其历史观在追求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主要放在对对象的重新理解上，而价值观则大致不出主流意识形态的阐释框架。而到了九十年代，随着西方现代历史哲学的影响与中国新人文思潮的又一轮兴起，以及小说叙事通过实验小说的努力，历史小说内部发生了裂变，后来被称为“新历史小说”的创作成为主潮，代表性作家有格非、李洱、苏童、叶兆言等人，格非的《敌人》、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叶兆言的《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李洱的《花腔》等都是这一思潮重要的作品，一直延续到新世纪的神话叙事如苏童的《碧奴》、叶兆言的《后羿》等。这些作品并不遵循实录历史的定律，而更多的是解构历史，重叙历史，想像与虚构历史，作家们看重的是历史的时空因素与氛围，历史是一种材料，在其中，写作者去发现可资创造的艺术与人文元素。常识告诉人们，历史总是具体时空的人物与事件，但在这些作品中，不同时空中的元素可以聚积到同一时空下，苏童称之为“勾兑”。最后，则是介于两者之间，它们既不想给人们复现历史的场景，演义英雄与重大事件，也不满足于自我对历史的游戏与解构，警惕可能导致的历史的虚无，而是努力通过写实性的历史可能性的虚构，正面提出作家对历史的解释，并试图将这种解释上升到思想史的高度，如张炜的《古船》、铁凝的《笨花》、陈忠实的《白鹿原》、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张洁的《无字》、刘醒龙的《圣天门口》等。《古船》借助于东方古典哲学、伦理学，从人的本体论出发，以忏悔的意识对中国乡村现当代史进行了反思，并将对人性和历史意志的批判与对当代的忧患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写作伦理与思想趣味一直贯串在张炜的写作中，成为他风格中重要的思想元素。《白鹿原》的历史厚重性与内容的丰繁性使它几乎取得了当代经典的地位，它改变了中国家族小说的叙述模式，以近现代重大历史变故为背景，以家族冲突为线索，将宏观的社会沧桑与微观的个体命运结合起来，调动实证、虚构、想象、隐喻与象征等手法，对已成结论的历史视角与历史结论提出了批判，以强大的叙事张力引而不发地将人们推向丰富的思想空间。刘醒龙百万字的三卷本《圣天门口》，第一次突破了历史叙事连续时间的常见门槛，从近现代一直写到“文革”以后，表现出直面历史的勇气与重归史诗的艺术野心，作品对中国城乡阶层进行了可以进行社会学论证的考察，对革命发生的背景与动因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作者通过人物关系的设置一直对革命进行同步的审视与拷问，在呈现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进程的同时，一直在质疑、反问与假设，从而超越了简单的历史实录而熔铸了深刻的历史哲学精神，它在业已形成权威的历史知识谱系之外进行了大规模的知识重建工程，并以肯定的方式否定了自红色经典以来的革命叙事美学，并且映衬出自先锋小说之后新历史小说的轻薄与懦弱。毫无疑问，这样的历史叙事必须要突破旧有的视域寻找新的历史资源，比如民间、宗教等等，在这些方面，刘醒龙做了大量的前期的文案工作，使得作品新鲜、丰满而又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