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长篇小说：三十年的时间简史
作者：汪 政 晓 华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改革
现实也可以简单地从几个方面来观察，三十年中国长篇的现实叙事是从对“文革”的批判、对现实的改革与反思开始的。如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是较为突出的作品，它避免了简单化的思维，也没有将希望寄托在所谓清官与改革家身上，作品将中国国情作为意义图式，写到部级干部的矛盾，因而较为广泛而深入地触及到了社会的矛盾，并且对中国的改革发展模式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清醒地意识到了困难与阻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确实有较大反响。柯云路的《新星》及其姊妹篇《夜与昼》反响更为热烈，但从理念上似乎不及《沉重的翅膀》，它骨子里仍然是《乔厂长上任记》的模式，未能摆脱古典政治学中人物中心的理念，因而也就不可能在制度、观念与文化层面对改革做出深刻的思考。这些小说后来被称为主旋律作品，代表作还有张平的《抉择》《国家干部》、张宏生的《车间主任》、范小青的《百日阳光》、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周梅森的《绝对权力》《国家公诉》、许春樵的《放下武器》、尤凤伟的《泥鳅》，这部分作品还衍化出反腐与底层写作等分支，这些作品在相当程度上真实地记叙了中国改革的进程，并且把焦点集中到一些棘手而敏感的问题，如体制改革等等，这些话题具有明显的时间性与中国特征。因此，从长篇小说艺术上看，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超越性，即作者的视角是否具有现代意识，是否能超越现实表象的纠缠与操作层面的书生论道而上升到对制度、观念的反思。另外，有没有将叙述植入到本土的文化中，并将人物的塑造放在重要地位也都为这些作品是否能在现实话语之外获得进一层的精神与美学空间的结点。
城乡
在三十年的长篇小说写实中，乡村与都市是两个重要的题材，中国都市小说与中国城市在内在文化品格上保持着同一性。从城市发生学来看，东西方城市是大不相同的，西方城市比较单纯，而中国城市则比较复杂。当近现代文化成为西方城市主要特色时，中国城市依然处在传统的文化核心地位。因此，中国城市固然有现代化的一面，但是它同时还拥有根深蒂固的与乡村文化相默契的传统文化，这就是中国城市文化的二重性。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王朔、邱华栋、李大卫、卫慧、棉棉、盛可以、徐坤、冯唐等一大批作家以及后来引起蜂议的80后作家，以敏感的笔触写出了中国城市新鲜、极速的变化，给读者现代生活方式以感性的展示，他们中的不少人从现代消费文化着眼，突出了城市对人的身体与欲望的开发与释放，并且在西方后现代思潮的推动下，尖锐地揭示出城市对人的性格的改变，人与人关系的重塑，陌生、冷漠、匿名、异化、堕落，这些现代人的焦虑与无助作为城市现代化的伴生物已经作为一种整体象征成为当代社会的集体精神症候。作为另一面，则有不少作家从传统文化出发，以向后看的姿态看出了中国城市的另一种面貌与性格，比如，贾平凹的《废都》和王安忆的《长恨歌》。《废都》是写西安的，这座城市在他的笔下，是古老的城墙和角楼，是旧时皇城的依稀模样，是发音高亢的地方戏曲，是餐馆里的大海碗，是大街小巷的社火、高跷，是写意的水墨，是镶嵌着古文雅言的乡音俚语，是随处可见的历朝古董和大隐隐于市的平头百姓中身怀异术的高人……贾平凹曾经这样说西安，“没有必要夸耀曾经是十三个王朝国都的历史，也不自得八水环绕的地理风水，承认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已不在了这里，对于显赫的汉唐，它只能称为‘废都’，但可爱的是，时至今日，气派不倒的，风范依存的，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最具古城魅力的，也只有西安了。”“整个西安城，充溢着的是中国历史的古意，表现的是一种东方的神秘，囫囵囵是一个旧的文物。”（《答〈出版纵横〉杂志记者问》）而王安忆的《长恨歌》则通过一个女人写出了上海都市文化的传承。在王安忆的作品中，女人是众多纷飞飘荡的城市意象中的一种，它们可以替换为旗袍、咖啡、香水、首饰、霓虹灯、影院、相馆、广告、流行报刊、点心小吃、闪着路灯的甬道和轻飏在人们耳边嘴旁的飞短流长……女性的命运实际上就是城市的命运，城市的变化也就是妇女的变化，它们互为镜像，《长恨歌》里的王琦瑶是上海弄堂里走出来的典型的上海小姐，她似乎被动地被上海所塑造，所接纳，自然而然地、按部就班地走着上海女性走过的或期望走过的路，而在这漫长的路上，她领略并保存着这城市的精华，她的存在是一个城市的存在，她时时提醒人们回望日益阑珊的旧时灯火，即使当王琦瑶飘零为一个街道护士时，她依然能复活人们的城市记忆。城市的生活方式一边是新鲜的俗气的时尚，一边是陈旧却典雅的传统，前者需要积淀与过滤，后者需要承续与保养，王琦瑶本身就是这两者的集合，她本身就是一部城市生活的风俗史。
乡土叙事一直是中国长篇小说的重要构成。从80年代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李一清的《农民》、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孙惠芬的《上塘书》、毕飞宇的《平原》、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莫言的《生死疲劳》、贾平凹的《秦腔》、冯积歧的《村子》、李师江的《福寿春》等都是各个时期值得关注的作品，虽然其叙事方向与语义模式不尽相同。纵观三十年来中国乡土长篇的成就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中国几十年来的乡村生活得到了真实的描绘。《赤脚医生万泉和》从“文革”一直写到改革开放，作品力图再现中国乡土本真的生活状况。作品的知识性十分扎实，称得上是中国乡土医学的百科全书。关仁山的《白纸门》从现实切入，但笔触却伸向中国乡土内在的许多潜隐的文化传承，从而将现实的矛盾冲突放在现代与传统的复杂矛盾中去予以解释。而李一清的《农民》、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赵本夫的《无土时代》等则将“三农”问题、中国乡村政治制度的变革与城乡冲突作为表现内容。《第九个寡妇》采取了严格的写实主义风格，这使得中国乡村几十年的政治与历史不可回避地出现在作品中，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作家对中国现当代乡村变迁的认识。《生死疲劳》依托土改、大跃进、“文革”和改革开放的历史链条，对这一时段的乡土中国，以戏谑的方式进行了有别于既定观念的思考。这些作家的努力确实使中国的乡土小说在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但是如何使自五四以来的中国乡土小说发生新的跃升确确实实需要认真探讨，特别是中国作家要明确自己的文化立场，有学者指出，中国的乡土小说从发生起就反映出创作精神上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那就是作家们所持有的都是审视者的立场，是站在乡村之外看待和描述乡村的，他们或者去赞美乡土的纯朴与诗意，挖掘乡土中国传统的力量、智慧与生命力，或者揭示他们悲惨的命运，但这些都不是农民或乡土自身的视角，这些价值的赋予也是出于作家别一种文化价值体系，是他们启蒙的一种姿态，而另一种姿态则是自鲁迅开始就定型的批判，也就是对落后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的剖析，应该说批判与启蒙是必要的，但是从文学来说，这样的姿态，这种思想的先导性和意图的工具性，使创作者们难以真正进入乡村生活和乡村文化的深处去体味乡村，也影响了他们客观地去表现乡村。
日常生活
值得提出来的是写实作品对日常生活的书写。中国作家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又喜欢宏大叙事，常常遗忘日常生活，其实，日常生活是最具本体意味的。它是物质的、“此岸”的和身体的，因为它承担着人们“活着”的功能；它是连续的，因为日常生活的中断将意味着社会或个体重大的变故，甚至危机；它是细节化的，因为真正的日常生活是由所有获取生活资料的动作与这些动作的对象所组成的；它是个体的，因为不可能有抽象的类的日常生活，它必定因人而异；但同时，又由于人类物质生活的相似性等其他可以想象的原因，它在具有私人性的同时又具有普泛性，它是公众化与非公众化、特殊性与平均化的矛盾体，因此，它总是针对着一定社会的最大多数的民众；日常生活是风格化和多样化的，因为它在最细节化的层面上反映了特定时期、特定地域和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所以，日常生活总是人们最真实、最丰富的生活。自新写实以后，日常生活终于进入到了中国作家的视野。这种日常生活，类似于文化人类学家们所讲的“小传统”，它们是以普通人日常的生活方式为中心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总和，它们可能因为战争、重大政治运动的来临而改变节律，但却不可能中断。不是前者，恰恰是日常生活，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与销蚀他者的力量。同样是表现抗日战争，朱辉的《白驹》着力表达的就是战争中的日常生活，战争被从日常生活的视角重新进行了表述。毕飞宇的《平原》从题材上看也可以算是描写“文革”的，但它的着力点是“文革”中的日常乡村。“文革”对中国乡村的影响确实巨大，但是不是唯一力量？它的改造与渗透程度如何？又是如何改造与渗透的？在“文革”这种政治程度、组织程度相当高的时代，中国乡村人们的生活所依赖的路径是不是唯一的，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毕飞宇的“乡土中国”的知识考古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民间的社会生态，从语言形式、宗教生活到乡规民俗，它们才是维系乡村生活的真正权力。王安忆的《启蒙时代》也是写“文革”的，但它的着眼点是“文革”政治生活的背面，它探讨的是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史。书中对人物的启蒙路径从历史、革命、语言、性爱与日常生活作了划分与演绎，对许多概念作了反思，重点对城市的根基，对日常生活的意义进行了深度阐发。小说中年轻人们在不同的启蒙路径上的遭遇、感触与体悟并不一致，各种资源、线索、意念处在相互渗透、对话与搏击中，大潮来临，青年们柔嫩脆弱的心智似醒非醒，说清还浊，但它们连同那个时代将伴随着他们融入未来的岁月。作品一如既往地在进行着王安忆的哲学沉思，“革命”背后的东西是什么，什么才是生活的本质，那就是尘埃落定后的日子，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恒常的累积。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也写了战争，写了政治，但展示的主体是鄂温克人的民俗和日常生活方式，完全是黑格尔美学中史诗意义上的百科全书样的追求与笔法。阿来在《空山》中对此也有自觉的意识，他对那时生活进行了仔细的耙梳与打捞，他发现，空山并不空，传统依然隐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人们意识深处，起作用的还是那些蒙昧时代流传下来的东西。文明本是无往不胜的。但在机村这里，自以为是的文明如洪水一样，从生活的表面滔滔流淌，底下的东西仍然在底下，规定着下层的水流。生活就这样继续着，表面气势很大地喧哗，下面却沉默着自行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