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汉语小说艺术的短篇证词
作者：陈晓明 丛治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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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的写作永远洋溢着太阳一样的热情，即使在理想濒临幻灭的时刻，也诗意满怀。《绿夜》像是一场诗性语言的盛宴，或壮美或秀丽的景色描写以及主观情感的抒发，几乎淹没了情节。短篇小说本来应以简洁的人物与事件为主，应是与抒情性隔绝，张承志却敢于在一篇短篇小说中抒情，这也堪称是80年代的风气使然。80年代是一个抒情的年代，张承志的理想义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激情。他的理想主义即使破裂，也有一种悲壮感，他需要的就是这种破裂的悲壮感，在这里找到重新出发的全新的自我和英雄主义豪情。
韩少功的《归去来》由张光芒教授推荐，作为寻根小说的代表，它所表达的“神秘感觉”不同寻常。这篇小说很巧，与张承志《绿夜》一样，是叙述知青“回乡”的故事，与张的豪情悲壮不同，这篇小说弥漫着神秘主义的色彩，呈现出迥异其趣的审美意味。“我”来到一个湘西的寨子，分明是第一次来，却感到似曾相识。更奇怪的是，村民们也好像都认识“我”，他们管“我”叫“马眼镜”，而全然不顾我的本名是“黄治先”。他们和“我”拉家常，问及好多人，显然把“我”当作多年前在这里插队的知青。而“我”竟也渐渐进入村民的话语，自如地回答起他们的问题，“马眼镜”和“黄治先”重叠在一起，不分彼此。而至于“我”为什么有这样一次旅行，作者更有意隐藏，使故事失去前因后果，好像是线性历史之外的一次事故。这些含混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安知“马眼镜”不是昨日的“黄治先”，“黄治先”不是今天的“马眼镜”呢？黄治先初到土寨的迷茫，正是他丧失历史的真切感受，而当他的个人历史被唤起，当年的恩怨情仇令他感慨，令他后怕，令他愧疚，他更加不能确定，到底哪个自己才是真正的自我。是城市里的黄治先？还是那个知青马眼镜？论者常将《归去来》视为“寻根小说”，不知是因为小说中神秘的土寨风情，还是土寨人古味十足的语言风格，抑或是小说结尾那一声“妈妈”的呼唤。说“寻根”有点勉强，倒是书写一代知青对自己历史记忆颇有独到之处。韩少功试图表达的是，知青一代的记忆如同村民的记忆一样，它们是如此容易被改写，本质与真实，爱恨情仇都经不住时间的磨砺。自我与历史安在？韩少功可能想去触及自我在记忆中的相异性，这篇小说似乎包含着某种哲学意味，这是韩少功的独到之处。
王蒙的《坚硬的稀粥》由王春林推荐，理由是，它是寓言小说的代表，引起过轩然大波。王春林长期研究王蒙小说，他的选择自有他的道理。80年代的文学现象往往和时代和社会紧密联系，因此才造成文学的轰动效应，无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还是“知青小说”、“寻根小说”，都不但是文学自身的演绎，而且与时代脉搏息息相关。但如《坚硬的稀粥》这样，如此尖锐地指向社会现实的作品仍在少数。不得不承认，王蒙在新时期的写作相当大胆，不但表现在其在艺术技巧的探索上，也表现在其对现实的批判力度上。尽管当初《坚硬的稀粥》引起过种种是非，王蒙为此打官司，称“《文艺报》公然登载散布慎平之文所捏造的种种谣言，严重侵害了我的名誉权，败坏了我的政治名誉”，但细读小说，其寓言特征是有，但说影射则难以见出实际指向。小说描述了一个家庭内部的“改革”：爷爷主事日久，接受了新思想，希望就吃饭一事进行改革，然而不管民主集中，还是内阁负责，不管保守，还是西化，终究是让人不满意。其实此类寓言小说，仅作文本与现实的简单对应，其实并无意思。更加动人的乃在作家于此改革过程中对人物心态的挖掘：爷爷让权给爸爸，爸爸仍然战战兢兢，每事必问；徐姐掌权时，人人不服权威，“下意识的不敬开始演变出上意识的不满意”。王蒙是何等聪明的人，怎会做简单的比喻对应，他恰是在这些细微处，揭示出改革之路步履蹒跚的根源。王蒙的小说总是洋溢着幽默，语言老辣犀利，这篇小说尤甚。作为一篇短篇小说，就写一件事，写得如此之透，之有意味，这也应看作短篇小说的艺术所能达到的境地。王蒙始终未能忘怀文学对现实承担的责任，以他当时的地位，他完全可以装聋作哑，但他没有，这就是他的可贵之处。不少人评论王蒙如何如何圆滑，我以为，这些人如处在王蒙位置，不知圆滑成什么样。王蒙在80年代那些非常时刻，还是有他的坚持，这并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到的。（王蒙先生的《坚硬的稀粥》是我刊推荐的初始篇目——编者）
余华的《鲜血梅花》由武汉大学文学院的彭宏博士推荐。其理由是“反武侠小说,真先锋意识”。文学与现实/历史的蜜月期到先锋派这里似乎走到了尽头，尽管已有不少研究者在先锋派创作中发现其意识形态性，但不可否认，与此前的小说相比，先锋派小说依然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气质。余华的《鲜血梅花》发表于1989年，此时先锋派似乎略策沉寂，却也同时像一个幽灵一样，弥漫于其后的文学创作。《鲜血梅花》不能算是先锋派最出色的作品，但深深地烙着先锋派的印记，极具代表性，同时也表现出先锋派自身的尴尬。对于叙述本身的关注和雕琢，对于小说结构的刻意经营，对于时间和空间关系的调度，以及已被论者常说到的——对武侠小说这一传统文体的戏仿和颠覆，在这里表现出其先锋小说的血统。但更令人注目的，倒在小说委曲表达的那种剥离历史之后的茫然无措。这是一个“为父报仇”的故事，因此，“父亲”从一开始就是缺席的。但是在传统的此类故事当中，父亲虽不在却始终如幽灵般贯穿整个小说，复仇的过程，就是寻找父亲和重新确立儿子的主体身份的过程。但在《鲜血梅花》当中，父亲只是一个符号，关于他的一切都消弭在风中，阮海阔的孱弱明确暗示了父亲的彻底缺席：“阮进武生前的威武却早已化为尘土，并未寄托到阮海阔的血液里。”父亲是什么？他是权威，是血脉的牵连，是历史的重量。背对着被大火烧成灰烬的故家，阮海阔的茫然就好像是文学丧失历史之后的茫然，因此阮海阔的游历和寻找盲无目的，像一片树叶一样没有分量和方向。他不断与自己的命运遭遇，又不断地错过，直到最后，复仇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连想象的目标都丧失之后，阮海阔的虚弱感，是否正是余华等先锋作家在90年代即将开始的时候内心的虚弱呢？先锋派如何继续，文学如何继续，需要有一个新的起点。这篇小说写出一个无法继承使命的儿子形象，如此孤独无助，却英雄主义不再，不只是因为勇敢不再，而是历史总是出错，命运成了不可抗拒的劫数。因为小说发表的特殊时期，这篇小说意外获得了非同寻常的寓言性意义。余华的这篇具有先锋性的短篇小说，显然不是在短篇小说的惯常的技巧上下功夫，而是在语言、叙述感觉、心理刻画上下功夫。小说表现的那种荒芜感和虚无感，其中的寓言与哲学意味，是传统短篇难以承载的。
铁凝的《秀色》由海南师大文学院毕光明教授推荐，理由是女性文学代表作，表达了“底层关怀”。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当中，女性作家显然做出了重要贡献，不容忽视。铁凝即是其中的代表，尽管铁凝并不刻意甚至并不十分认同把她冠以女性主义作家，但她的创作一向细腻富有诗意，饱含女性特有的敏感。她在1997年发表《秀色》，险些被有些批评家指为“粗俗”。小说讲述一个太行山深处名叫“秀色”的山村，和它美丽的名字很不协调的是，这个村子以缺水著名。每家每户吃的水，都要从很远的地方背来，水在这里，是最为宝贵的财富：“家家都有阔大的桦木水橱，木桶安放进水橱，水橱用铁锁锁住。三寸长的铁钥匙挂在一家之主的腰间，显示着主人的尊严，也显示着水的神圣不可侵犯。”为了吃水，村里人请打井队来，为了让打井队坚持在秀色村的穷山沟里待下去，这里的女人用自己的身体来做挽留。于是坊间流传着秀色村的女人那个“热哟”……给男人充满了想象空间。直到有一天，有一个李技术来打井，女子们也要去献身，但被婉言谢绝，因为他是共产党员。没有女子们的献身，李技术坚持打井，虽然他几乎失去信心，但最终还是打出了井水。这篇小说构思颇为精巧，题目的秀色与村庄的贫瘠鲜明反差，直到女性英勇站出来，“秀色”才来点睛之笔。这或许就是典型的短篇小说构思。有一些暗扣，在小说的叙事中会一点一点或突然间解开。像《秀色》这样的小说，虽然写实，却更让人体味到一种情境。这里的女性作出的“牺牲”更像是奉献，被铁凝有意写得轻盈，生命越过道德伦理界线所焕发出的悲壮与绚丽，以及追求好的生活的执著信念。今天看来，这样的描写居然也触及到“道德”的底线，可见那时的道德多么脆弱。铁凝在描写女性的本真生活时，特别是乡土女人率性而行时非常生动，那就是活生生的生活，在悲苦中总是透示出生命之美好。铁凝但凡写到这种生活时，确实有一种得心应手，天然去雕饰的味道。后来出现的李技术这样一个凭着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良心做事的人，反倒与那种自然本性不太协调，突然冒出的政治，略显生硬。（《秀色》是我刊推荐的初始篇目——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