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一篇自我声讨的檄文

作者：颜治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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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的路是反省的路。先前的恐惧消失了，孤独化成坚毅的忍受感；到处弥漫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敌意，在谴责“我”这个破坏者。
　　“我”最后一次看到穆什兰嘎头人是在我们家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有天晚上，他们的羊群又跑到我们的地里吃了庄稼，爸爸把它们全部扣留了，派人送信去叫老头来。谈判就在门口，爸爸坐在椅子上，衰老的头人蹲在地上。爸爸说自己至少损失了两百英镑的粮食，要对方赔钱。如果赔不起，就要扣牲口作抵。头人说没有钱，如果20头羊都被扣押，他的人到了旱季就只有饿饭了。爸爸得意洋洋地说：“你要是不满意，可以找警察嘛。”最后老头人丢下一句话，忿忿不平地回家去了。在父亲的再三追问下，他作厨子的儿子才说：“我爹说了：所有的这些土地，你称作是你的土地，其实都是他的，都属于我们的人民。”说完就追他父亲去了，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以后故事急转直下，结局以通过土著事务局主管的干预，把头人及其最后的追随者迁徙到更为干旱的内陆而结束。
　　不用说，头人的最后一句话吧小说推向了高潮。它既是对殖民主义者的问难，又是对当局的挑战，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父亲前脚走，儿子译完话就去追随。追随之后又怎么办？故事没有交待。但是，从父子对殖民主义者的决绝态度，熟悉非洲历史的读者能够推断，这个问题将很快由黑人民族主义者们来答复，或者以革命的方式，如肯尼亚的“茅茅运动”和后来津巴布韦民族联盟组织的武装斗争，或者以和平的方式，如西非诸国。作为“暴力的孩子”，莱辛一生深受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受害者的父母影响，谴责一切战争，是无条件的和平主义者。她两次脱离共产党，原因之一就是不能接受暴力革命。然而，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面对非洲的严酷现实，她怎么也不能逃脱生活逻辑的规定，只能以以暴易暴的暗示结束叙述。莱辛不但不责备黑人，纵观全文，她对老头人的敬意随处可见，对他的儿子虽然着墨不多，也是充分肯定的，甚至在他愤然离职以后，还忍不住加了一句：“后来的厨子是从尼亚萨兰来的，完全看不出有什么伟大特出之处。”这难道不是在对其讴歌吗？
　　莱辛的性格极其外露，自传常自暴隐私，散文批评社会放言无忌，但是作为小说家，却极为克制，坚持写实和写本人的独特感受，不贴标签，甚至不露题。她的这套本领，尤其见于主要定格于童年观察和感受的非洲小说，其中最好的作品被称为“具有钻石般的质地”。 《老头人穆什兰嘎》是最光辉的范例。就风格而论，故事可以说是天真道来，平淡之至，但是却围绕土地权，造成了极为强烈的矛盾冲突：黑白之间的冲突，两个父亲之间的冲突，以及两个继承人之间潜在的冲突。使之成为当地一切社会问题的缩影。
　　由于时间漫长，殖民时期产生的非洲小说不少，大陆读书界似乎只记得欧美游客写的两篇：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脏》和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作为一个归化英国的外国人，康拉德不得不给自己的批评涂上晦涩的油彩，时过境迁，现在的人已经很难索解。在他的作品中，没有姓名、形同鬼魅的非洲人同非洲的关系如同树木与土地的关系，而莱辛笔下的黑人是有姓名的，他们同土地的关系密不可分。《乞力马扎罗的雪》只不过借了非洲的一座山，探讨的是一个形而上、故而不是非洲特有的问题。在1936年，这样的文章只有把非洲当作猎场的欧美上流人士才做得出来。在后殖民文学研究成为显学的今天，移民作家都写了些什么，是值得深究的，不然，怎么说得清楚后殖民与前殖民的区别？不用说，他们中间有竭力粉饰“文明征服”的，也有人为文明的不能征服唱起了挽歌。莱辛与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不同，她不顾自己的血统，毅然抛弃了白人的“团队精神”，勇敢面对事实，站到被剥夺和被压迫者一边，向自己的族群及其代表——殖民当局——写出了传世的檄文，不仅远远超出了以康拉德和海明威为代表的外来者，也超出了移民文学的其他代表人物，如以《非洲农场的故事》著称的施赖纳（Olive Schreiner, 1855-1920）和以《走出非洲》风行一时的迪内森，成为殖民地内部产生的最伟大的殖民主义批判者。莱辛1949年离开非洲，翌年发表《野草在歌唱》，第二年又发表了《这里曾经是老头人的国度》，然后接连不断推出非洲作品，直至进入第二个创作时期，因为看到紧随其后的不再是移民作家，而是站起来的黑人创作群体。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亚非拉英语文学引论》的前期成果。项目批准号：06TA75047-99005
　　
　　作者系湖州师范学院英语系教授。主张在世界英语文学的框架内把东方单列，从而系统地研究英语文学在非传统地区的生成和发展。
　　（责任编辑：水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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