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文本之外的《边城》

作者：刘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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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城》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少数一流的、不可多得的长篇小说之一，写于沈从文的盛年和创作高潮之际，也是他自己无法超越的高峰。我们以前更多关注的是这部作品本身的成就。许多在文本之外的东西，比如它的现实触因，它的文学承传，它对于沈从文创作的意义等等饶富意味的问题，并没有为我们集中关注。
　　
　　一、 创造的岁月与《边城》：甜蜜与忧伤的交错
　　
　　“当时住在西安门内达子营一个单独小小院子里。院中墙角有一株枣树和一株槐树，曾为起了个名字叫‘一槐一枣庐’。终日有阳光从树枝间筛下细碎阳光到全院，我却将一个十八世纪仿宋灯笼式红木小方桌搁在小院中，大清早就开始写我的《边城》。”这是沈从文1981年为重印《湘行散记》作序时写下的与《边城》有关的文字。其实，在离这近四十年前的1946年在长篇散文《水云》中，就有着相似回忆：“我结了婚，一个小小院落中一株槐树，遮蔽了半个长而狭的院子。从细碎树叶间筛下细碎的日影，铺在方砖地上，映照在明净纸窗间，无不给我对于生命或生活一种新的启示。”“因此每天大清早，就在院落中一个红木八腿小小方桌上，放下一叠白纸，一面让细碎阳光晒在纸上，一面也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
　　写作《边城》的日子，对于沈从文来说，总是与阳光、温暖、明净等字眼相联，是他生命中美好的回忆。那是1933年9月，31岁的沈从文新婚不久。此前，经过近十年的奋斗，从一个湘西小城走出来的小学生沈从文，已出版十余部小说集。这位当年想上大学而不能如愿的青年，已成为一所国立大学的教师，他追求多年、聪敏明慧、时年23岁的张兆和也已成为自己温柔美丽的主妇。正是在这种诸事顺遂、精力弥满的时候，沈从文写出这部传世杰作。
　　与这一段生活相和谐，《边城》是一部温润莹洁、纯粹完美的书，文字的感觉是那么饱满、柔和。但是，它又是那么让人忧伤，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部浸透着一种难以拂拭的淡淡忧伤的作品。为什么在事业和爱情、家庭都非常完美、正当壮年的沈从文，会写出这样一本被忧伤浸透的小说呢？
　　
　　二、“压抑的梦”和“蕴藏的热情”
　　
　　1936年5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从文小说习作选》，在《习作选集代序》一文中，沈从文第一次谈及《边城》创作。他说，在这部书里，“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似乎说得明白，其实有点模糊。一直以来，我们没能从中得出自然的结论，《边城》的真正内核，就是“人性”与“爱”的纠缠。
　　这样的结论当然是一种相当的简化。但只有从这点出发，才能触及沈从文当初写这部书的真实心态。对于沈从文和《边城》来说，这种探究是达到理解的一个关节。正是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沈从文说过一段对于读者有些不恭的话：“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你倘若毫无成见，还可以慢慢的接触作品中人物的情绪，也接触到作者的情绪，那不会使你堕落的！”
　　沈从文看重作品后面“隐伏的热情”，希望读者接触到“作者的情绪”，如果过分依赖纯文本分析，很难成为沈从文期盼的那种“你们少数的少数”，他内心只为这“少数的少数”写作，因为他们能够在他的作品里“发现一种燃烧的热情”（《习作选集代序》）。
　　在写于上世纪40年代的散文《水云》中，他说写《边城》是源于“受压抑的梦”。在沈从文其他文字中也常用“积压”、“堆积”等带有固体质感的词语，来形容青少年时期的情感体验。过去近三十年来受压抑的情感，在他结婚之后，还时常使他反顾，它们“堆积”在那里，容他细细回味、清理，在内心的橱窗里重新一一摆放整齐，为他关于男人与女人、爱情与婚姻、人性与伦理、欲望与道德等复杂问题的思考提供参照，也使他有足够耐心思考。
　　认明这一点，我们始可以认真对待、理解沈从文一些情绪反省与《边城》写作的关联。
　　多年苦苦的爱情追求落实为婚姻，然而未能中和、稀释过往日子里所堆积的情感印象。人心里总还有难以填满的情感空缺，一些飘忽的情感印痕，若干年前瞬间体验到的“爱”与“惊讶”，一缕清秀眉宇间淡淡的微笑……都还在缠绕着这个处身幸福之中的中年人的记忆和情感。何况，以后的生命中，还会有一些尚可期待的美丽灵魂的邂逅和精致肉体的神性所带来的感动与惊讶。沈从文只有在一种需要足够耐心的写作中，方可望来安排自己那一颗柔软的、然而纷乱的心。
　　
　　三、沈从文陈述翠翠的三个来历：“过去”漂浮的影子
　　
　　沈从文在《水云》中论及《边城》时说，“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感情下写成这个作品”，连朋友刘西渭也“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的原因”。“没有一个人知道”，并不值得一个普通读者为此过分内疚，因为文本无法提供线索。
　　引起我们兴趣的首先是翠翠，《边城》之所以让读者产生拂之不去的忧伤，主要是因为这个乖巧得让人心痛的女孩子的命运。1988年，沈从文在姚云、李隽培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边城》的稿件上，写下了大量评改文字，在这些文字里，他三次强调翠翠的年龄：“翠翠应是一个尚未成年女孩”、“尚未成年”、“翠翠直到这时，还并不完全成熟才符合情形”。直到晚年，翠翠依然清晰刻印在他的脑海之中不容更改。
　　沈从文数次谈及翠翠这个人物的原型。在《湘行散记》一书的《老伴》一文中，他交代翠翠来自十七年前当兵时在泸溪县一个绒线铺里的女孩子，他们几个当兵的伙伴，都对这女孩印象极好，却只有一个叫“开明”的勇敢些，将好感表白了出来。十七年后，沈从文在县城里恍惚出神，他在同一个绒线铺又见到了一个酷似当年“翠翠”的女孩，却是开明和当年那个女孩的女儿！沈从文感慨万千，“我有点忧郁，有点寂寞”，“这地方在我生活史上占了一个位置，提起来真使我又痛苦又快乐。”少年时期一段没有勇气表白的爱恋，十七年的光阴，只是使它发酵、变浓。
　　翠翠的第二个来源，是1933年和张兆和一起，在青岛崂山溪边洗手时，看见的对岸一个穿着孝服报庙的姑娘。沈从文在写给张兆和的《湘行书简》中有所提及，却没有像《湘行散记》中交代绒线铺女孩那样的详细。在这里，也许只是一种让他难以忘却的美感动着他。
　　第三个来源是张兆和。在1946年的散文《水云》中，沈从文说：“故事上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旁所见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就用身边黑脸长眉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良善式样。”
　　这是沈从文关于翠翠这个形象来源的自述，大致可看出《边城》的现实触因。是由一种久远的岁月中没能拥有的女性美触发而来的惆怅。他试图通过对于这个健康、纯朴，明慧的女孩的细细描摹，平复多年来的伤感和隐痛。以及通过将三个年轻女性形象糅合在一起的写法，将得到和无法得到的情感与美，在想象里调和成自己心灵深处的安慰。
　　从这个角度看，《边城》是一部为自己心灵创作的作品，只为了一个忧伤的记忆，一场少年时期美得心酸的梦。创作早期，尤其是1928年、1929年这两年，沈从文大量以边地风情为内容的作品，制作起来迅速而不免粗糙，他经常抱怨书商的压榨使得他停不下来。这种急就式的写作，使得《边城》以前的作品精粗杂陈、良莠不齐。像这样，在阳光与树影交织之下，一周一小节的写作，是认真写给过往岁月的挽歌，也是在从容里为自己创作的安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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