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文本之外的《边城》
作者：刘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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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学启迪：翠翠的第四个来源
小说创作毕竟是复杂的事情，在细致的阅读中，我感觉，光有沈从文所说的这种现实感触，还难以真正触发他的创造力。翠翠不仅仅是从现实记忆中搬移过来的女孩。沈从文的创造，不只是他自己对于现实的思索，还有他接受的文学启迪。
沈从文的创作受到废名的深刻影响，是清晰的事实。但我们对于这种影响的理解，往往流于稍显空泛的作品风格、气质等的辨认。
沈从文从不讳言废名的影响，但更看重与废名的区别。在专论《论冯文炳》中，他陈述了自己的创作与废名的联系，以及废名创作存在的问题。其实每一个作家，都会将自己的创作理解为对于另一个作家的超越，但更有意义的事实可能是：尽管可以超越，但是对一个作家来说，如果他的创作是受另一个作家的启发，那么这种启发、这种最初的创作触因，对于一篇作品得以产生的事实来说，触因比超越的成分重要得多。
沈从文在1926年写的《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一文中提及废名，“我个人是很喜欢他的东西的”，“他的创作写得极其细致，但并不累赘，把自己儿时所得印象，用女人似的笔致写来，至少是我为他那篇《竹林的故事》（集中之一），已深深的感动了。”《竹林的故事》和《边城》正是同一种轻淡、隽永的情调和气氛。尤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翠翠性格的主要方面，和《竹林的故事》中的三姑娘，有着内在的、惊人的相通。
废名小说中的年轻女孩，一个主要的性格特征是乖巧、驯良。《浣衣母》里面的驼背姑娘，《柚子》里面的柚子表妹……《竹林的故事》的三姑娘更是这样。八岁替妈妈洗衣，正二月赛龙灯，三姑娘为了陪妈妈，故意说没有什么好看。“三姑娘的拒绝，本是很自然的，妈妈的神情反而有点莫名其妙了！”“三姑娘同妈妈间的争吵，其原因都在自己的过于乖巧”，因为过于乖巧而让亲人有一种莫名的忧虑。
回过头看翠翠，端午看船，是她内心盛大的节日，但是她宁愿爷爷去，或者陪着爷爷守船，祖父明白翠翠这是“玩心与爱心相战争的结果”，“祖父对于翠翠的打算是同意的。但人太乖巧，祖父有点愀然不乐了。”（《边城》第七节）小说同样极力刻画她的乖巧，让亲人为之不乐。
为什么呢？这样的女孩终究是要寂寞一生的！
亲人的担忧，骨子里是一种宿命的理解。
三姑娘和翠翠，同样的因为乖巧让亲人忧虑，沈从文承认《竹林的故事》深深地感动过他，在这样的氛围中浸淫过久，说翠翠的性格以及沈从文对于翠翠命运的理解等等，来源于三姑娘这个女孩的启示，不是无端的揣测。这里见出废名小说对于沈从文创作直接的影响。
从文学承传的角度来看，还可以看出《边城》领受的另外一个文学启迪，那就是郁达夫的《迟桂花》。郁达夫对于沈从文创作的影响，也是清晰的事实。沈从文早期一大批不免自我暴露瑕疵的作品如《用A字记录下来的事》、《老实人》、《松子君》、《不死日记》、《一个天才的通信》等等，是典型郁达夫式的。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中说：“性的饥渴、手淫、失眠、结核病、精神疲惫和偏执狂——就是说，郁达夫作品人物的诸般杂症，除了赌钱、嫖妓、酗酒之外，在沈的作品里几乎照单全收。”但我们认定了郁达夫这类“自叙传”小说对于沈从文早期小说的影响，却没有能够继续跟踪下来。那就是，随着郁达夫创作的转变，沈从文的创作也同样产生了转变。1932年面世的《迟桂花》，同样给予1933年开始写作的《边城》以深刻启示。
从当年郁达夫和沈从文两人在文坛的地位、声誉和已取得的文学成就等方面来看，这种影响，相当于一个小说大师对于一个青年作家的影响。
在郁达夫早期作品中，男女之间的交往缺乏情感的因素，主要表现为男性的欲望指向，直到1927年创作的《过去》，情感因素抬头了，女性的情感体验排斥、驱逐了男性欲望，使男性反省。这是郁达夫创作的转折点，也是《迟桂花》合理的起点。《迟桂花》宁静从容、自然健康的美，呈现出一个优秀小说家必要的节制，和《边城》是极为相通的。如果说，这种说法属于主观感受，那么郁达夫自己曾提供过一点隐约的记录，可作为佐证。根据郁达夫写于1932年10月的“沧洲日记”，《迟桂花》的写作，并非像以前创作的那样有着真实的自叙传色彩，但也是在现实刺激之下的一种想象，而“迟桂花”这一意象则直接来自1932年10月的一次杭州之游。但是这部小说的创作，也有着德国作家林道的短篇小说《幸福的摆》的影响和启发，郁达夫曾经将这篇小说译出在《奔流》杂志发表。郁达夫1935年发表的《林道的短篇小说》一文，里面有这样的文字：“我曾译过他的一篇《幸福的摆》（先在《奔流》发表，现收在生活书店印行的《达夫所译短篇集》中），发表的当时，沈从文曾对我说，他以为这是我自己做的小说，而加了一个外国人的假名的”，郁达夫的译作，沈从文都这样细心体味，《迟桂花》发表于1932年12月出版的《现代》杂志，《现代》在当时的影响，比《奔流》大，沈从文对于这篇非译作的郁达夫小说，当然会更为用心体味。郁达夫在《迟桂花》中，一改前期小说感伤与暴露的写法，呈现宁静从容的风致，第二年，沈从文通过《边城》中这个客观讲述别人故事的小说，告别前期那种郁达夫式自我暴露的写作，难道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吗？
至此可作结论：《边城》有沈从文自身情感体验的直接刺激，也有必要的文学启迪和文学承传。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出现，并非一个突兀事件。从《竹林的故事》和《迟桂花》，到《边城》，我们见出了现代优秀抒情小说的一个清晰脉络。
五、《边城》作为桥梁：向“未来”与“虚空”凝眸
在1946年《水云》中，沈从文满怀惆怅回忆了曾在自己的情感生活中出现的四个“偶然”——四个与之有着欲断还休的情感牵扯的美丽女性，笔调柔和温婉，态度严肃，在情感与欲望的纠缠之中，充满对于理想人生的抽象思索。其中的第三个“偶然”，一个美丽的模特，让沈从文这个“乡下人”见识了身体的动人之美与神性。
早在1941年的小说《看虹录》中，沈从文就详尽地呈现出这个“偶然”的“美丽精致的肉体”引起他的眩目的惊奇！如何理会生命中美的诱惑，一个人，该如何正视他的生命中的“偶然”与“必然”，如何诠释人性与爱情、婚姻等，是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关注的中心之一。还有小说《摘星录》、散文《烛虚》《潜渊》《长庚》《生命》以及系列冥想式散文《七色魇集》等等一大批20世纪40年代作品，都有这种色彩。因为某种欲说还休的爱与性的纠缠，使得文风尖新晦涩，现实既无从畅快淋漓地坦露，又必须记录这些身体与心灵的煎熬，沈从文的文风，只有一个劲朝向乖僻与抽象之途。这一批面貌独特的作品，不单将沈从文自己的创作划分为一个新的阶段，也使沈从文与整个文坛显得隔阂。在20世纪80年代，沈从文曾天真地说，这批作品当年他曾小心地不让张兆和读到。
这些在抗战中写于云南边陲的作品，不单在昆明，在整个文坛都产生不小影响。人们为沈从文的变化感到惊讶。从1946年起，沈从文逐步感受到来自左翼的巨大压力，这批作品自然也是攻击的重点。郭沫若在1948年《斥反动文艺》一文，指出沈从文这个“桃红色作家”，这个“看虹摘星”的“风流小生”，历来是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风流”而“反动”，这样的评语，随着现实政治的发展，足以让沈从文心理崩溃。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一堆晦涩抽象的作品中，能读出作者的“风流”来。这种抽象，来自婚姻之外的爱的惊讶、美的诱惑——这种“情感发炎”！由这种煎熬过渡到对于理想人生形式的抽象思考，人性与爱，性与生命，生活形式与生命的本真，等等。可贵的是，这个曾经备受压抑、现在已经功成名就的苦恼的中年人，尽管纠缠在这些个人的乱麻之中，却没有沉溺，而是由此出发，思考整个人类、人性的缺陷与美，开始“向人类的远景凝眸”。
所以，尽管学术界对于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创作出现的抽象倾向，作了不少深入的、有见地的阐发，尽可以更深地生发开去，但是，由我们上面的简单描述，也可以感知，这种抽象的写作，这种隐晦艰涩的姿态，其内在的心理资源，和写作《边城》时相比，并未呈现过多异质性东西。20世纪40年代一批作品基本思路，在《边城》中已大致定型。从这种角度来看，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的创作，表面出现了一个巨大转折，实质依然是那种由《边城》开创的、为自己的心灵的挽歌式写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边城》成为一座桥梁，将原来那个津津乐道那些边地传奇的青年故事能手，过渡为一个纠缠在自己内心、纠缠于生命抽象思索、进而向人类的远景凝眸的中年人。
对于沈从文自己来说，《边城》也是一个转折点，一座桥梁，同时又是一个再也跨越不过的高峰。
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赵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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