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变”的辩证法
作者:李萌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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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王蒙对固守封建文化、拒绝接受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种种缺乏变通文化心理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严厉的抨击。他希望人们都能像那灵活自如、自由变幻的活动变人形那样,具有变通的思想,开放的心态。
但每个人究竟应该怎样“给自己换一换?”小说中的倪吾诚转换的最彻底,完全着上了西洋人的行头,成了一个西洋化的“活动变人形”。与静宜等固守封建文化所截然不同的是,倪吾诚走了一条全盘西化的路子。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西方文化的迷恋者。由于从小上洋学堂,接受了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人宣扬的先进思想,对中国封建文化中“缠足”的野蛮,“拜祖宗牌位”等愚昧事宜深恶痛绝,并采取了种种极端行为向其发起挑战。及至在欧洲留学接受了欧风美雨的熏陶,他对西方文化的崇尚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应该说,他推崇现代西方文化的文明、科学、个性幸福等价值理念,是应该得到肯定的,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失的亟需借鉴的文化资源。“他是那么样希望幸福、希望高尚和文明”,尽管他的自然科学知识有限,“但他总是怀着近乎贪婪的热情倾听别人谈科学”;他更渴望一种现代爱情,在静宜生下倪萍后,他发表了一通现代爱情演说,认为中国人的婚姻是“非人性的、野蛮的、愚蠢的,甚至是龌龊的”,并认为他和静宜的婚姻同样是“没有任何的爱情也没有任何的文明。他像一个堂吉诃德式的英雄那样坚持不懈同一切愚昧落后的封建文化作斗争,并通过洗澡、喝咖啡、吃鱼肝油,买温度计、童话书等行为践行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
然而在小说中,倪吾诚完全变成了一个西洋化的“活动变人形”,一个彻头彻尾的“香蕉人”。他这种向西方文化一边倒的转换,小说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只是有的三样放在一起很和谐,有的三样放在一起有点生硬,有点不合模子,甚至有的三样放在一起觉得可笑或者可厌,甚至叫人觉得可怕罢了。”可以说倪吾诚在接受了西方文化进行了转换之后,变成了一个上文所提到的“生硬的”“不合模子的”“甚至可笑”“可厌”的活动变人形。他对西方文化以及现代文明的接受可以说是囫囵吞栆,食而不化。因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对现实没有清醒认识,全盘接受并盲目生搬硬套西方文化的可笑又可怜的“香蕉人”。在倪吾诚的眼中,西方的东西就是先进的、文明的、高贵的:“欧洲,欧洲,我怎能不服膺你!只看看你们的服装,你们的身体,你们的面容和化妆品。你们的鞋子和走路(更不必说跳舞了)的姿态,你们的社交和风习。”对他来说:“接近外国字母也是快乐和骄傲的”,“一想到欧洲人,一想到欧洲国家的语言,一想到诸种难懂得的名词,一想到永远清洁高贵的一尘不染的史福冈的西服和大衣,他就觉得快乐、升华,升仙”。倪吾诚对西方文化达到了一种顶礼膜拜的程度,对西方文化缺乏任何理性批判意识,甚至认为欧洲爆发的两次灭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也是值得称道的:“即使战争席卷到了那里,法西斯主义正在吞噬一切,然而那里毕竟有热烈的活人。”至此,倪吾诚对东方文化的全盘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盲目肯定已走向了一个彻底的极端。
只有在倪吾诚的儿子倪藻身上,这种转换才达到了一种和谐的状态。与父亲倪吾诚一样,倪藻也生长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上并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很大的影响。倪藻身上有王蒙很浓的气质、思想。因而与倪吾诚皮毛地接受、盲目追随西方文化所不同的是,倪藻能以辩证的眼光清醒地看待中西文化及其关系。而不再是一个“不合模子”的人,可以说倪藻是对其父的继承与超越。
《活动变人形》的开头即以语言学副教授倪藻作为中国学者访问欧洲某著名港口城市H市参加学术活动拉开了这部小说的序幕,它从倪藻的出国写起是很有意味和构思的巧妙性的。正如小说中所写道:“这就是‘出国’……它似乎给你一个机会超脱地飘然地返顾,鸟瞰你自己、你的历史和你的国家……”小说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叙述了倪藻在国外的种种感受。倪藻在欧洲H市几天的访问、旅行,使他在“走到世界,来到外国后”处处以一种比较、审视的眼光对中国和欧洲的情况一一做对比分析。这是一种自觉的中西文化比较意识。一方面,倪藻对中国依然在世界处于落后地位,某些中国人文明素质较差因而被欧洲人所瞧不起的事实感到忧愤,他慨叹:“我们的堂堂的中国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另一方面,他在异域父亲好友史福冈的家中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复苏:“致远斋”匾,“守身如执玉”和“积善胜遗金”的对联,“忍为高”的字幅、齐白石的溪水画和兰花,郑板桥的“难得糊涂”的拓片等,上述种种符码都指向中国传统文化。小说借史福冈太太的一番话表达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迷恋和推崇:“史先生整天跟我研究这个,他佩服中国,他佩服中国文化,他说这是全世界头一份的,谁也比不了的文化,它有它的道理……。”在史福冈夫妇这一对坚定的中国文化的信仰者和维护者身上倪藻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应该怎样转换?中西文化究竟孰优孰劣?在评判价值取向上,究竟应该持有什么样的科学、理性的态度?王蒙在《活动变人形》这部小说中致力于探索、思考这些困扰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重大问题。他通过活动变人形这一文化符码阐释了“变”的辩证法,犀利剖析、批判了以静宜为代表的文化保守派面对现代文明所折射出的封闭、缺乏变通的封建文化心态,同时,对倪吾诚缺乏理性批判态度地全盘接受并生搬硬套西方文化给予了善意、辛辣的讽刺。由此可以看出王蒙的辩证中西文化观。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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