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体物之妙　功在密附

作者：翟文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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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是一篇构思精巧的小说。巧就巧在整个小说笔走侧锋，抓住了一件小小的紫绸女罩服写出了大文章。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说：“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之妙，功在密附。”在小说中，王蒙聚焦于一件紫绸花服，既注重“体物之妙”，逼真地描摹它的外在形态遭际命运，又“志惟深远”，借这件紫绸花服审视历史，体察人物，寄寓象征，着力把握事物的精神实质。
　　
　　一
　　
　　据崔方蕤在《我的先生王蒙》中回忆，《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中的紫绸花服，有点由来。1957年结婚时，一位要好的同学，送给她一块很好的料子，她就用它做了一件式样新颖、俏丽的紫绸花服。此后，因为生活发生了急剧变故，就再也没机会穿这件讲究的衣服了。就是这样一件无生命的衣衫，在王蒙的小说中变得生机昂然了。“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是通过外部重新解码的方式加以解读的，其意义的生成是经过对从一种系统到另一种系统转向的可能性的揭示来加以实现的。”①在《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中，紫绸花服主要指的不是现实中为主人遮挡日光风尘、增添容光色彩的服装，而是一个具有多重内涵的意义符码。其中的一个“含蓄意指”导向了影响知识分子命运沉浮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1957年，作为丽珊结婚礼服的紫绸花服，由于天气骤热，在穿了三个小时之后就被收藏到了樟木箱底。“在这个夏天以后，在鲁明走了以后，在世界发生了一些它所不知道的变化以后，它便只有静静地躺在箱底的份儿了。”此后，女主人公随着鲁明到了边远的农村。走以前，原来珍藏于樟木箱底的衣服被丢弃殆尽，包括一件米黄色的连衣裙，一身瓦灰色西服，一件洁白的挑花衬裙……独独紫绸花服得以保存。到了乡村，紫绸花服有了新伙伴，“那些出现在箱子里的新伙伴使它觉得陌生、粗鲁，比如那件羊皮背心，就带着一股子又膻又傲的怪味儿，还有那件防水帆布做的大裤脚裤子，竟那样无礼地直挺挺地进入了箱子，连向它屈屈身都不曾。”羊皮背心和大裤脚裤子是边远乡村的衣装，紫绸花服在衣箱中的际遇，含蓄地映射了当时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些重大事件，而正是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使鲁明、丽珊一样的知识分子被流放民间。1956年，国家执行“双百”方针，知识分子、学生、民主党派成员和专业人员针对当时的社会，提了一些反面意见，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与专业范围内的自治同党的控制的关系等方面。1957年6月，政府发动了反右运动进行反击，许多人被打成“右派”，一些人被带走参加体力劳动，“一些被认为是不太严重的右派,被送到劳动营去接受再教育,他们还可以留在所在学校或是工作单位，或是被调到一些不太敏感的地方去工作。但是，他们成为被社会遗弃的人”②。
　　1966年的夏天，鲁明和丽珊在夜深人静之后打开了樟木箱子进行清理。鲁明发现了紫绸花服，怕被认定为“四旧”，不知如何处置，丽珊则坚定地把它保留了下来。在这里，紫绸花服又投射出了另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文化大革命”。“文革”之初，以批判“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修正主义为目标，开展了所谓的破“四旧”运动。当时全国上下“认真地执行十一中全会关于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指示。红卫兵走上街头，寻找‘资产阶级文化’的证据。”③文物、时装甚至稍长一点的头发，都在“四旧”之列，都成了被“破”的对象。
　　在紫绸花服26岁的时候，许多好衣服也见了天日。此时的鲁明已经常常出差，还出过一次国，他从各地给丽珊带来了很多合身的衣服。换季的时候，上海衬衫、广州裙子、青岛外套、巴黎马甲与香港丝袜子都汇集到樟木箱子，这些都是短命的时装，因此它们惊叹于紫绸花服的长寿。紫绸花服新伙伴的到来暗示着中国已经迎来了一个新时代。1976年，“文革”结束了，1978年至1979年间绝大多数的被迫害的知识分子得到了平反昭雪，地位不断提高。到了1983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家更是蒸蒸日上，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此时的服装已经变得丰富多彩了。
　　小说中，王蒙要写宏大的历史，要写知识分子在历史的裹挟下的命运沉浮，但笔走偏锋，只写服装的遭际变迁。作者所采用的是中国古老的“空白”艺术。关于空白艺术，汪曾祺先生曾有一段论述：“宋人有在执扇上画龙舟竞渡图、仙山楼阁图的。用笔虽极工细，但是一定留出很大的空白，不能挤得满满的。……可以说，小小说是空白的艺术。中国画讲究‘计白当黑’。包世臣论书，以为应使‘字之上下左右皆有字’。因为注意‘留白’，小小说的天地便很宽余了。所谓‘留白’，简单直截地说，就是少写。”④在小说中，王蒙避开冗长繁琐的正面描写，借写紫绸花服的命运遭际，于“空白”之处表现出了历史变迁和人物沉浮。写得蕴藉、含蓄，极具美感。
　　
　　二
　　
　　在《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中的那件紫绸花服，是女主人同丈夫一道精心挑选的，“它的表面，是凤凰与竹叶的提花图案，和它纤瘦的腰身一样清雅。它的质料确实是奇特的，你把它卷起来，差不多可以握在女主人小小的手掌里；你把它穿上，却能显示出一种类似绒布的厚度和分量，就连它的对襟上的中式大纽襻，也是精美绝伦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件衣服，深藏箱底26年，“作为一件漂亮的女装，它应该得到的、应该出的风头和应该付出的、应该效的劳还都没有得到，没有出过，没有付出，也没有效”。中国“历代作家常常通过具体描写‘物’的特征和姿态来寄托自己某种思想情感。”⑤紫绸花服的质地美好，却不见用，实际上隐喻着王蒙一代知识分子在极左政策的钳制下的报国无门和怀才不遇。这一点我们只要结合王蒙的个人遭际就不难理解。1956年，王蒙以一篇才气纵横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名声鹊起，却也因此罹祸，1958年5月，被戴上右派帽子。1958年至1962年,王蒙被下放到北京郊区劳动；1963年调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工作；1979年右派身份才得以彻底平反。其间，作为一颗文坛的希望之星，王蒙被迫中止创作二十年，接受无休止的改造，碌碌无为。面对命运的无奈，在小说中，王蒙就人生的价值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追问。
　　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恐怕是生命的无形贬值。其一是空耗中的“氧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事业中断，本应达到的成就无法实现，在一片空白中，生命徒然消耗，就像一件衣服，“老不穿，它自己也就慢慢氧化了！”个体价值的贬损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其二是“过时”的尴尬。儿子要结婚了，丽珊把那件自己珍藏了26年的紫绸花服作为礼物送给儿媳，而儿媳却因它的过时而把它退了回来。实际上紫绸花服的过时寄寓了一代人的怅惘。当他们渡尽波劫，以“归来者”的姿态回归之后，不久就惊异地发现，时移世易，落伍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
　　就像那件长期被深藏箱底的紫绸花服一样，阴差阳错，一代人被时代搁置，不能充分施展才华，不能充分建功立业。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个人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呢？借着紫绸花服的思索，王蒙给出了答案。丽珊的一滴眼泪落在了紫绸花服上，紫绸花服由此彻悟了人生的支点所在：“眼泪正在加速氧化的过程，它恍然悟到，氧化并不全然是可诅咒的事情。燃烧，不正是氧化现象吗？它懂得了它的主人这一代人，他们的心里充满了燃烧的光明和温热……”这里的“光明和温热”，与坚定的信仰和革命的理想同义。在王蒙的眼里，只要怀着最纯洁的心愿期待着，让生命为之燃烧，通过了岁月的试炼，尽了自己的心力，生命就有价值。社会历史是个体所不能把握的，人的社会价值能否实现深受外界制约；但无论在何种环境之下，人都可以坚守自己的信念，实现生命的燃烧。这就是自我实现，这就是个体最为稳定的价值所在。也就是说，只要带着“永久期待的灵魂”认真生活，就能铸造出闪亮的个体价值。由此，王蒙为在岁月中蹉跎的一代找到了生命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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