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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写作”诗歌审美风格简析
作者：房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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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整体风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诗人对于诗歌与时代关系的重新认知。诗人的成熟带来了诗歌观念和技巧的成熟。人们开始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思考诗歌与现实、历史和东西方文学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一些诗人逐渐意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先锋浪潮中过度的形式实验虽然带来了诗艺的革新和风格的多样化，但同时也消耗了诗歌在直面现实、直面历史等方面的品格和勇气。于是在经历了第三代诗歌消解神圣的文化反叛和20世纪80年代末的社会震荡之后，一些诗人重新把诗歌的道义责任和现实关怀提上了日程。“知识分子写作”群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尽管“知识分子写作”一方的诗人拒绝人们将自己看作一个小团体或流派，但从诗歌观念和创作风格来看，他们之间又确实存在着某些共性。这些诗人包括了王家新、欧阳江河、西川、张曙光、孙文波、肖开愚、陈东东、钟鸣、柏桦、张枣、翟永明、黄灿然等人。据周瓒在《“知识实践”中的诗歌“写作”》一文中所述，早在1987年8月，诗人西川与陈东东、欧阳江河等人一起参加“青春诗会”，在会上提出了“知识分子写作”①。这一概念起初针对泛滥的“平民诗歌”和服务于意识形态的正统文学而提出，表明了要求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独立愿望和精英立场。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们围绕着《反对》（孙文波、肖开愚创办，1990.1-1992.7，共出14期）、《倾向》（陈东东、西川创办，1988-1991）、《九十年代》（孙文波、肖开愚创办，1989.12-1993.3，共出四卷）等几家民间刊物聚集在一起，倡导一种新的写作风格，如主张从个人立场出发对时代命运的自觉承担，强调知识分子批判精神和诗歌介入现实的道义责任，追求诗歌写作风格的技艺性等。
一、时代转折中的道义责任及命运承担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社会转折对诗歌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王家新、欧阳江河等“跨时代写作”的诗人身上。王家新（1957- ）生于湖北丹江口，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便以《在山的那边》《中国画》《蝎子》等诗作显示了自己较高的语言修养，但真正对当代诗歌界构成影响，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
和许多同时代的诗人一样，王家新亲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国社会转折，他的人生经历也被时代的命运推向了边缘。从诗人的个性来说，他“本质上不是个散淡的人。恰好相反，越是有命运的挤迫，他生命中便越能焕发出耀眼的光芒，他的诗，也越能趋向于一种沉实和厚重”②。在经历了青春期的激情飞扬和一系列诗歌形式及语言探索之后，王家新完成了自己诗歌风格的一次重要转变。时代的压力使得诗人深深意识到生存的沉重，如他在代表作《帕斯捷尔纳克》中所写：
不能到你的墓地献上一束花
却注定要以一生的倾注，读你的诗
以几千里风雪的穿越
一个节日的破碎，和我灵魂的颤栗
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
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
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剧
你的嘴角更加缄默，那是
命运的秘密，你不能说出
只是承受、承受，让笔下的刻痕加深
为了获得，而放弃
为了生，你要求自己去死，彻底地死
1989年王家新便写过一首纪念帕斯捷尔纳克的长诗《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氏是伟大的俄罗斯诗人、小说家，但在苏联建国后被逐渐剥夺了自由写作的权利。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发表了著名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1958年却又因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再度受到国内的严厉批判。这首写于1990年底的诗歌既是对这位伟大作家的纪念，也可以看作王家新本人对于自我经历的时代磨难的深切认识。风雪扑打下的俄罗斯大地既是人物命运的背景，又是时代苦难的象征。中俄两国知识分子相似的历史境遇造就了双方“共同的悲剧”，也使王家新在这位异国的文学大师身上体验到了某种“灵魂的相逢”。帕斯捷尔纳克作为精神的巨人，为时代苦难中的知识分子建立了一种理想人格的参照系。借助对这位伟大作家的追思，诗人倾诉了自我的隐痛感受，表达了个人对国家前途的思考和对民族命运的自觉承担。但和朦胧诗中北岛式的英雄主义呼号不同，这种承担不是体现为昂扬的激情和高亢的民众代言人姿态，而是更加沉重、内敛的情感流动，“将时代的遽变融入个人的思考过程，然后又将个人命运的苦难置于时代这个特殊的历史空间”③。
《帕斯捷尔纳克》体现了当代诗歌中并不多见的精神强度，但诗人也意识到，这种风格重复过多会使诗歌重新坠入虚假的激情，他于是转向了另一种独白式片断风格的写作，完成了《反向》（1991）、《临海孤独的房子》（1992）、《词语》（1992-1993）、《另一种风景》（1993）、《游动悬崖》（1993-1994）等作品。
1992年-1994年间，王家新曾旅居英国、比利时等地，海外的生活开阔了诗人的视野，旅途的孤独感也使他在情感上更加倾向于米沃什、叶芝、策兰、布罗茨基等流亡或“准流亡”诗人的写作。诗人本人曾说，理想中的中国诗歌与西方文学之间应该建立起一种自觉、成熟的对话关系，中国诗歌“需要以世界性的伟大诗人为参照，来伸张自身的精神尺度与艺术尺度”④。同时，对西方文学思想资源的运用也影响了王家新的诗歌语言和精神品质，他的作品由此呈现出具有浓郁知识分子气质的思辨风格和知性之美，使他在盘峰论争中成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诗人。
与王家新有同样海外漂泊感受的是欧阳江河（1956- ），他生于四川泸州，曾是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中坚力量。在1983-1987年间，他陆续创作了《悬棺》《天鹅之死》《手枪》《肖斯塔柯维奇：等待枪杀》《汉英之间》和《玻璃工厂》等作品，这些诗歌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是20世纪80年代先锋诗歌中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优秀作品。但20世纪90年代对他来说，同样意味着人生命运和诗歌风格的重大转折。除了时代的生存压力外，从前一时代走过的诗人也需要对此前乌托邦式的浪漫主义诗风做出反思与纠偏。这迫使他走出对文化的沉浸和对语言技术的迷恋，以个人的良知回到当下的历史语境当中。如写于1990年的《傍晚穿过广场》的开头：
我不知道一个过去年代的广场
从何而始，从何而终
有的人用一小时穿过广场
有的人用一生——
早晨是孩子，傍晚已是垂暮之人
我不知道还要在夕光中走出多远
才能停住脚步？
诗歌可以看作是为过去时代及其理想而唱的一首挽歌。对于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的诗人和读者来说，“广场”的意象含义不言而明，而“一个过去年代的广场从汽车的后视镜消失了”则意味着一代人青春的远逝和精神理想的中断。取而代之的新环境充满了世俗的欲望。在“避开孤独和永生”的人们眼中，广场只是一个欢呼游行呐喊或游戏的地点，而非思想交流的场所。在这样的环境中，诗人拒绝成为世俗集体的一员，他坚持的是自己的个体身份，在诗歌的结尾，诗人面对内心的黑暗和时代的黑暗自问：“我曾是站着的吗？还要站立多久？/毕竟我和那些倒下去的人一样/从来不是一个永生者”，体现了作为个体的诗人对于时代的反思。
欧阳江河的诗歌兼有较强的玄学色彩和艺术的装饰性。他的诗歌语言介于书面语和口语之间，语调冷静而富于分析性。在稍后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1992）、《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1993）等诗中，诗歌的日常性看似增加了，但读者所能体会到的，却不是对于世俗生活的认同，而是对于现实的讽喻。面对市场经济引发的现代生活景观的改变，诗人和诗歌在社会公众面前被边缘化了，但这一处境并未使诗人放弃对时代和现实的思考，反而使其在冷眼旁观中获得了一种更为清醒的知识分子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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