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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写作”诗歌审美风格简析
作者：房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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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王家新的经历类似，欧阳江河90年代初期曾旅居欧美，这使他对中国诗歌的本土化与西方化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1998年的《那么，威尼斯呢？》一诗充分体现了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冲突中诗人的矛盾。从题目来看，诗歌描写的是欧洲的城市，但在威尼斯的旅行途中，时刻纠缠着诗人的却是充斥着“红药水”“红辣椒”“人事科”的成都记忆——“成都的雨，等你到了威尼斯才开始下”。正是在“西方”与“本土”、“传统”与“现代”的两难境遇中，诗歌显示出了深刻历史意识和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感。
二、写作技巧的精英化与知性之美
和王家新后来对“知识分子写作”的解读略有区别，西川本人曾说，这个概念起初针对泛滥的平民诗而提出，反映了一种相对清高、雅致的审美趣味：“在感情方面有所节制，在修辞方面达到一种透明、纯粹和高贵的质地，在面对生活时采取一种既投入又远离的独立姿态。”⑤西川个人的诗歌风格正是这一理想的具体体现。
西川（1963-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主要作品有《在哈尔盖仰望星空》《我在雨中和你说话》《我将回忆》等。诗人所学的英文专业既使得他对国内盛极一时的朦胧诗保有较远的距离，同时也造成了他对西方宗教和文化的情有独钟，而北大学院氛围的浸染，又使他的作品具有在20世纪80年代抒情浪潮中难得的沉静的理智之风。
20世纪90年代西川在长诗的写作上获得了较高的成就，完成了《致敬》（1992）、《近景与远景》（1992-1994）、《芳名》（1994）、《厄运》（1995-1996）等作品。长诗不仅是诗歌篇幅和容量的扩展，它同时标志着诗人对问题的思考进入了一个更开阔、也更深入的阶段。在这些诗歌中，抒情性的因素减弱，而叙事性增强了。诗人更注重在荒诞而富有喜剧性的个人经历中揭示民族历史的共同命运。如《厄运》的片段：
子曰：“三十而立。”
三十岁，他被医生宣判没有生育能力。这预示着他庞大的家族不能再延续。他砸烂瓷器，他烧毁书籍，他抱头痛哭，然后睡去。
子曰：“四十而不惑。”
四十岁，笙歌震得他浑身发抖，强烈的犯罪感使他把祖传的金佛交还给人民。他迁出豪宅，洗心革面：软弱的人多么渴求安宁。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五十岁的妻子浑身粥渍。从他任教的小学校归来，他给妻子带回了瓜子菜、回回菜和一尾小黄鱼。迟到的爱情像铁锅里的油腥。
诗中的“他”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主人公每一步的生活遭际都和“子曰”的理想人生构成了一种尤利西斯式的喜剧性对位。这种人生的“厄运”不仅仅是属于某个人的生存感受，更是对于民族现实和历史的洞察。
西川在20世纪90年代的抒情短诗代表作有《一个人老了》（1991）、《夕光中的蝙蝠》（1991）、《午夜的钢琴曲》（1994）等，这些作品继续着诗人关于生命、死亡、困境、幻想的思索。如《夕光中的蝙蝠》：
在戈雅的绘画里，它们给艺术家
带来了噩梦。它们上下翻飞
忽左忽右；它们窃窃私语
却从不把艺术家叫醒
说不出的快乐浮现在它们那
人类的面孔上。这些似鸟
而不是鸟的生物，浑身漆黑
与黑暗结合，似永不开花的种籽
戈雅(Goya，1746-1828)是18世纪-19世纪西班牙民族画派的著名画家，他创作过一幅名为《理性入梦则群魔丛生》的画，画中一位学者沉睡在其书本之上,背后的猫头鹰和蝙蝠像噩梦一样纠缠着他。诗中“浑身漆黑与黑暗结合”的蝙蝠象征着命运的承担，“它们翻飞在那油漆剥落的街门外/对于命运却沉默不语”，在命运的沉默面前，诗人最终选择停下脚步，“久久停留/在那片城区，在我长大的胡同里”，面对人生的困境寻求思考和超越。而在《一个人老了》中，西川则希望透过日常生活的表象发现形而上的人生本质。当时诗人只有28岁，却对老年心境做出了细致入微的描绘：
一个人老了，在目光和谈吐之间，
在黄瓜和茶叶之间，
像烟上升，像水下降。黑暗迫近。
在黑暗之间，白了头发，脱了牙齿。
像旧时代的一段逸闻，
像戏曲中的一个配角。一个人老了。
沉默使得诗人获得了独自面对存在的机会，并且获得了远离尘嚣的宁静境界。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充满“青春崇拜”的反叛与骚动，这里的“老年”不仅是具体某个人的年龄增长，同时也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诗歌风格转换的象征，它为文学带来的是一种更为深入而成熟的境界。如王家新在《文学中的晚年》中所言：“这样的晚年不是时间的尽头，相反，它是文学中的真正有价值的开始。”⑥西川是一个知识分子色彩浓厚的人，他崇尚无限的书本世界，重视诗歌的思想含量和写作技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他诗歌中的玄学内涵有所增加，这也为他的作品带来了一定的争议。
与西川风格相近的诗人还有西渡、臧棣、周瓒等，从个人经历来看，他们均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相关专业，有着良好的学术素养和开阔的文化视野，重视诗歌的思想深度和写作技巧。在西渡的《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臧棣的《未名湖》《蝶恋花》，周瓒的《阻滞》《翼》等作品中，读者都能体味到精致沉静的学院色彩所带来的智慧之美。
三、面对历史现实的个人记忆及情感体验
与学院化的北大诗人早年经历不同的是孙文波（1959- ）。相比于西川等人，他的诗歌少了玄学的冥想，多了的则是对具体可感的日常经验的表现。即使是如《祖国之书，或其他》这样的宏大题材，他也能通过具体的细节中将其处理得平实质朴。再如《上苑短歌集》中的一节：
人民就是——
做馒头生意的河北人；
村头小卖部的胖大嫂；
裁缝店的高素珍；
开黑“面的”的王忠茂
村委会的电工
人民就是申伟光、王家新和我。
诗歌对国家话语中模糊的“人民”概念进行了生动的还原，体现了对触手可及的普通人生的深切关注。据孙文波自述，他是在当兵期间通过在西安上大学的表哥借给他读的一些图书馆的外国小说和现代诗接触到诗歌的。与早年的平民生活经历相关，他强调诗歌的真实性，主张“生活是写作的前提”，但和某些迷恋于生活表象的口语诗不同，这种对生活的呈现不是诗歌唯一的目的，诗人忠实于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忠实于时代和历史，以便更好地表现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时代中人的境遇。如组诗《六十年代的自行车》（2001-2002）中对于文革历史的个人追忆：“我的童年：文化大革命。同样目睹了/很多混乱的事件：大街上呼啸的/汽车上挥舞枪棒的红卫兵，破四旧/推倒的皇城坝。这些也深深嵌入/我的记忆……”（《序曲》）“一场武斗之后，二十几辆卡车/放下挡板，载着尸体在街上缓缓前进。/我怀着好奇的心情站在街角，/加入观望的人群，听人们谈论/子弹钻进人体如何像花一样炸开。/我眼前出现幻景：一朵朵花/从人的头顶、胸前、背部绽放。”（《文革镜像》）历史将难以磨灭的印象刻进诗人的个人记忆，而诗人又以童年回忆的方式将文革的景象呈现在读者面前，在单纯的儿童视角中达到反讽式的历史反思，从而体现了积极介入现实的知识分子精神。
同样在诗中将大时代中的个人记忆和生活细节作为主要表现对象的还有张曙光（1956- ）。程光炜曾将他的一些作品比喻成“老照片”，是“早已在人们记忆中模糊和淡忘的超世纪的荒谬，和作者淡淡的悲哀”⑦。如《1965年》中对文革时代的回忆：“那一年电影院里上演着《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在里面我们认识了仇恨与火/我们爱着《小兵张嘎》和《平原游击队》/我们用木制的大刀与手枪/演习着杀人的游戏/那一年，我十岁，弟弟五岁，妹妹三岁/我们的冰爬犁沿着陡坡危险地/滑着。突然，我们的童年一下子终止。”而在1993年的《岁月的遗照》中，诗人怀旧的对象变成了自己的大学生活：
我一次又一次看见你们，我青年时代的朋友仍然活泼、乐观，开着近乎粗俗的玩笑
似乎岁月的魔法并没有施在你们的身上
或者从什么地方你们寻觅到不老的药方
而身后的那片树木、天空，也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形状，没有一点儿改变，仿佛勇敢地抵御着时间和时间带来的一切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美好的校园时光只能成为回忆，诗人甚至疑心连这样的回忆都是不真实的：“我们已与父亲和解，或成了父亲，/或坠入生活更深的陷阱。而那一切真的存在/我们向往着的永远逝去的美好时光？或者/它们不过是一场幻梦，或我们在痛苦中进行的构想？”当记忆被带回现实，明净的底色便不可避免地被涂上了沉重的阴影。张曙光的诗歌并不以玄学和抽象的思考和华丽的技巧见长，他给读者留下更深印象的还是对于具体可感的日常生活的描绘。诗人通过平静的叙述风格表达对于人生、命运和苦难的感悟，从而揭露出历史的悲剧性意义。从强调直面现实和知识分子良知的角度来说，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诗歌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以来的伟大的人文精神传统。正因为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遭遇了理想的失落与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这一诗歌理念才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显得尤为可贵。如果未来中国诗坛能出现新的道路，新一代的诗人和学者将在今天的基础上走向未来。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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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50页。
②③程光炜：《王家新论》，《程光炜诗歌时评》，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第177页。
④王家新：《从一场濛濛细雨开始——论中国90年代诗歌》，《没有英雄的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
⑤西川：《答鲍夏兰•鲁索四问》，《诗神》，1994年1月。
⑥王家新：《文学中的晚年》，《没有英雄的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⑦程光炜：《读张曙光的诗》，《程光炜诗歌时评》，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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