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寂寞萧红与萧红的“寂寞”
作者：卢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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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围绕茅盾六十年前的《论〈呼兰河传〉》（即后来的《〈呼兰河传〉序》）产生了一场小小的争论。争论起因于《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王科的一篇文章《“寂寞”论：不该再继续的“经典”误读——以萧红〈呼兰河传〉为个案》（以下简称“王文”）。王文称“茅盾先生在《〈呼兰河传〉序》中认为该作品是寂寞的萧红的寂寞之作这个多年来被奉为经典的论辩，实际上是历史的误读”。文章很快引来了反驳。陈桂良在《“寂寞”论果真是对萧红作品的“经典误读”？——也谈茅盾评〈呼兰河传〉并与王科先生商榷”》（以下简称“陈文”）①一文中认为王科的下述观点：“‘寂寞’论的提出，是对作家成就的贬损”、作为“左翼女作家”的萧红不可能“寂寞”、“寂寞”的作家只能写寂寞的作品等等都是建立在自己对萧红之“寂寞”的误读和成见上，这些成见使王文对茅盾的序采取了一种非实事求是的态度，这反而证明了茅盾对《呼兰河传》评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陈桂良的批评又引来王科的反批评②。本文无意充当其中一方的声援者，而是想就事论事，围绕萧红之“寂寞”这个引起争议的关键词，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一、作为问题的“寂寞”
“寂寞”何以成为一个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得先回到“原点”，也即引起我们争论的起因——茅盾的《〈呼兰河传〉序》。
有意思的是，争论双方都指对方误读了茅盾的序。那么茅盾的解读萧红是不是如王文所说，“先生（指茅盾）在那篇序言中不惜把‘寂寞’一词重复了二十七遍，强调的不是萧红的文学成就、艺术成就，而是作者的思想消极、情感苦闷”？
应该说，只要立足茅盾的文本整体，就应当发现情况与王文所说的不同。茅盾无疑是站在总体肯定萧红及《呼兰河传》的立场上来写这篇评论的。而且素以理性思维和分析见长的茅盾在这篇文章中投入了自己的感情，他既是在评萧红及《呼兰河传》，也借此一解自己心中的郁闷之情。正是凭着自己感情的、直觉的、感性的判断，才使得他对萧红的“寂寞”和《呼兰河传》中的“寂寞”有敏锐的发现和切近的把握。正因为“寂寞的茅盾发现了寂寞的萧红”，使得茅盾的评论不同于鲁迅、胡风对萧红《生死场》的批评。可以说茅盾更接近萧红及《呼兰河传》。这具体表现在：
首先，茅盾强调并分析了“寂寞”这个理解萧红及其创作的关键词。“寂寞”虽不是茅盾的首创，但把它提到这样一个高度和广度的，茅盾无疑是第一人。
其次，他指出《呼兰河传》不像一部小说并非它的缺点，认为作品好像是自传、却又不完全像自传，正因其不完全像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这一点他没有进一步分析）。对于小说没有贯穿性的线索、故事和人物的零碎，不是有机的整体，茅盾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③
从这对不像小说的小说（现在我们称它为“散文化小说”或“诗化小说”）的辩护中可看出茅盾可能比鲁迅与胡风更贴切地把握了萧红创作的特质。在对《生死场》的评论中，鲁迅一方面说“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的新鲜”，一方面说“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④ (后来鲁迅在给萧红的信中指出这其实是委婉的批评）。而胡风列举的《生死场》的短处弱点包括：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显得散漫；人物综合的想象的加工不够，人物性格不突出；语法句法太特别了，多数是因为对于修辞的锤炼不够。⑤显然，胡风是以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模式去要求《生死场》的。按照这个标准，可以想见他对更散漫的《呼兰河传》会作何评论。对“寂寞”的挖掘与阐述可看出茅盾作为一个批评家的直觉性。
再次，茅盾对小说人物的把握也应该说是到位的。他说《呼兰河传》的人物“都像最低级的植物似的，只要极少的水分，土壤，阳光——甚至没有阳光，就能够生存了，磨倌冯歪嘴子是他们中间生命力最强的一个——强的使人不禁想赞美他”⑥。
因此，从总体上可以说茅盾的评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这是它得以影响后来者并成为“经典”的根本原因。茅盾的“寂寞”论仍有生命力。
但这是否就说明这“经典”的“寂寞”论不该受到质疑和批判呢？或者换一种提问方式：茅盾对萧红及其作品存不存在“误读”？
二、“误读”的价值与茅盾的“不见”
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先对“误读”这个争论中的关键词作简单的辨析。无论是在王文还是在陈文中，“误读”似乎都是作为贬义词使用，意指“错误的阅读、错误的结论”。但其实，“误读”在交流、翻译、阅读中是一种普遍性的现象。这个“误”非“错误”之意，而是指语言交流过程中，因双方语境的不同而导致的对同一事物（文本）理解的差异、变形乃至悖反现象。可以说“误读”是我们的宿命。从知识的产生条件和生产机制看，人们对某一观念的理解和误读总是参与了对于真实历史事件的创造⑦。所以，真正重要的问题可能不是去判断“正”与“误”，“对”与“错”，而是去探讨作者为何要这样“误读”，而非那样“误读”，并通过对这样、那样的“误读”的分析，发现作者隐藏的立场、动机，以及由“误读”所可能带来的新的发现。
那么，茅盾对萧红的“误读”或者说他的“盲点”在哪里？
第一，对“寂寞”的强调和渲染过了头，就可能沦为一厢情愿。按茅盾的理解，寂寞的小城，寂寞的生活造成了萧红寂寞的童年、幼年，而在悲壮的斗争的大时代，寂寞的萧红怀着寂寞的心情回忆往事，就有了寂寞的《呼兰河传》。而写完《呼兰河传》的萧红并没有从寂寞中解脱，由于“感情”的受伤与自隔于“生死搏斗的大天地”，“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所以“就这样带着寂寞离开了人间”。这些话给读者的印象是萧红生于寂寞，死于寂寞，人生寂寞，作品寂寞，似乎“寂寞”就是萧红的标志。这里透露出茅盾的“过度诠释”。比如说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这一看法可能源于茅盾把小说当成自传来阅读。其实细读文本，我们发现小说中“我”的童年生活似乎并不“寂寞”，反而很“热闹”。虽然童年的“我”得不到父亲、母亲多少爱，但有一个溺爱“我”的祖父朝夕相伴，而后花园则成了“我”玩乐的天堂。“我”在其中栽花、拔草、摘黄瓜、捉蜻蜓蚂蚱。冬天后花园封闭的时候又在祖母的储藏室里发现了一个奇异的世界。但叙述人对“热闹”的铺陈却不能使读者免于“寂寞”之感，反而感受到“寂寞”在叙述的裂隙中渐渐弥漫开来。问题不在于童年是寂寞的，而在于叙述人是寂寞的。写作时萧红的寂寞不可避免地渗入到作品中（王文所谓“寂寞”只是表象的说法因此不能成立）。回忆者的“双重目光”使得童年的“热闹”与成年的“寂寞”产生尖锐的对照：寂寞感油然而生。
第二，茅盾虽然不是从否定和完全负面的意义上谈论“寂寞”（他无疑是持“同情”和“理解”的态度），但他把“寂寞”视为萧红与大时代隔绝、陷于个人小天地不能自拔的结果，视之为投射在作品上的“暗影”，谓之影响到作品的思想部分（当然是不良影响），并对此表示惋惜。还有，作为一个男性批评家，茅盾一连串的“寂寞”的重复似乎透露出这样一种信息：作为一种脆弱的情绪，“寂寞”与女性有着天然的紧密的联系。
第三，前二方面并非茅盾的主要问题。茅盾最大的盲点在于他仍然试图把《呼兰河传》这部与时代保持着足够距离的个人化作品纳入到时代和民族国家的话语中。在这里他又与评论《生死场》时的鲁迅和胡风走到了一起。他们都是从启蒙的、革命的、反抗的视角来解读萧红的作品。正如刘禾所指出的，“鲁迅虽然没有在序言中把民族之类的字样强加于作品，但他仍然模糊了一个事实，即萧红作品所关注的与其说是‘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不如说是乡村妇女的生活经验。鲁迅根本未曾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生死场》表现的也许还有女性的身体体验，特别是与农村妇女生活密切相关的两种体验——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残导致的死亡。民族兴亡的眼镜造成了鲁迅对萧红作品的阅读盲点。”⑧胡风对《生死场》的肯定也集中在愚夫愚妇们在外敌入侵时，“蚁子似的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的为生而死了”⑨。而茅盾的批评《呼兰河传》中“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⑩，表明他没有充分认识到《呼兰河传》与《生死场》的不同，也透露出他所站立的男性的、民族国家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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