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寂寞萧红与萧红的“寂寞”
作者：卢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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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鲁迅、胡风和茅盾阅读中的“误读”并不是要否定他们的批评视角，也不是为了用另外一个视角（比如说性别视角）来取代它——每个视角都会带来“见”与“不见”（这也是“误读”不可避免的原因），更不是苛求他们必须慧眼识出作品中的性别内涵（毕竟，他们不可能有女性那样的生育和疾病体验）。而我们也是出于“后见之明”才得以指出这些写于六十年前的评述中的“见”与“不见”（何况它们写于特殊年代，不是“纯粹”的文学评论）。问题在于，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应该比这些先行者走得更远，而不应仅仅重复已有的结论。而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争论的双方在总体上都没能突破前辈的论述而有所深化。无论是批评“误读”还是保卫“正读”者，他们的立足点和切入的视角仍然是启蒙的、民族国家的视角。
三、反抗“寂寞”与回到“故乡”
那么，“寂寞”与萧红及其创作还可以从哪些角度来进一步讨论？对于萧红，“寂寞”既是一种贯穿于其大半人生的情绪和心态，也是其作品中贯穿的一种或隐或显的主导情调。“寂寞”不仅是《呼兰河传》中的主导情调之一，也是《家族以外的人》（1936），《后花园》（1940），《小城三月》（1941）（这些都是萧红的代表作）的主导情调。而在她生命临危时口述、由骆宾基撰写的最后一篇小说《红玻璃的故事》中也流淌着深深的“寂寞”情绪。也许不能说萧红以寂寞始，但她确是以寂寞终。
那么形成萧红这种弥漫性、贯穿性与难以摆脱的“寂寞”的原因是什么？应该说有多方面的因素：她的童年经历（尤其是与父亲、家庭关系的恶化），她的情感经历（两次婚姻，历经挫折，多次受伤），她的多病痛的身体（包括两次不堪的怀孕），她的人际交往。当然还有她的性格，倔强的、独立的、反抗性的性格。萧红的“寂寞”还来自于她的人生理想和文学理想。在写作上，萧红有她的想法，有她的野心（直到临终前她还念叨着要写另半部“《红楼》”），这些得不到男性批评家和身边人的理解，反而受到嘲笑；1她不相信小说有固定的写法，说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人类的愚昧，“作家不是属于某种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2；这些看法和她坚持题材必须跟作家的情感熟习的观点，在当时的抗战背景下无疑都是不合时宜的。
但使萧红永远地留在那寂寞之城中的更深层的因素是她与故乡的断绝联系。当年她为了反抗父亲安排的婚姻从家里逃出来时就暗下决心：“以后我必须不要家，到广大的人群中去”3，从此踏上永不回归的漂泊之路。但家和故乡对于萧红来说何曾是说不要就能不要的东西，它是漂泊者心中永久的痛和永远的牵挂。萧红一路从哈尔滨→北京→青岛→上海→东京→香港不停地走（而在每一个地方的停留时间都没有超过两年），离家越来越远，与此同时在写作中“家”与“故乡”出现的次数却越来越频繁。与现实中对家决绝的姿态相对的是创作中的家与故乡成为中心关注点。家与故乡对于萧红既是梦魇，又是期盼，它们既属一体，又是两种分裂性的存在。现实中的萧红深知自己再也不能回家，因为她不可能妥协。但她选择自我放逐，也就不得不被故乡放逐。这种失根的找不到归宿的状态无疑是她寂寞的最深层根源。这使得她的写作成为文字还乡。《呼兰河传》无疑是还乡的代表作，其中的“戏剧性讽刺”并非主导旋律。它只是表明萧红的“怀乡”有着更矛盾和痛苦的复杂意味：对故乡的这种爱恨纠缠使得她的故乡书写既是返顾和凝望，也是决绝和告别。这与沈从文对故乡湘西全身心的执著与留恋不同，也是她与后来将自己归属于“群”的丁玲和以都市为家的张爱玲的不同所在。丁玲有集体作为归宿，她不会感到寂寞；张爱玲不会在都市之外寻找“故乡”（归属），所以她也不会被寂寞缠住。
萧红的“寂寞”因此不仅仅是一个情绪和心态问题。萧红的寂寞是多层次的，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从日常生活中的病痛、感情的受挫到人生追求、文学理想的乏人认同，这一切汇集到一个无家可归者的心中，使这个漂泊者备感寂寞和孤独。可以说，萧红的“寂寞”最终源于期盼、寻找“故乡”而不得。而萧红的特出之处在于她虽不能从寂寞中超脱但能超越寂寞。这超越的方式就是写作。从写作的意义上说，“寂寞”到最后已经成为作家萧红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命形式。写作缓解了萧红的寂寞和痛苦，但萧红的写作没有仅停留在排解寂寞、发泄痛苦的阶段，而达到了生命悲悯的高度。
如果说萧红是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家之一，那么她的优秀与鲁迅和同是还乡的作家沈从文，以及同为女性作家的丁玲、张爱玲的优秀有什么区别？
从性别视角出发，我们看到萧红与鲁迅、沈从文的不同。启蒙的国民性批判主题不是萧红的全部，也不是她最特出的部分。萧红的价值主要不体现在她写了抗日，或继承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国民性批判传统。她有着与鲁迅不同的关怀（她对自己与鲁迅的区别也有清醒的自觉，说鲁迅是以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怜悯他的写作对象，而自己比人物低，所以是被人物怜悯）4。也许可以说，他（她）们的写作一是为反抗寂寞，一是为反抗绝望。但在鲁迅那里，绝望和寂寞也如影随形。但为什么鲁迅的“寂寞”（在《呐喊•自序》他多次提到“寂寞”，谓之如大毒蛇，缠住了自己的灵魂）没有人来批评，而萧红的“寂寞”却成了一个问题？是否来自这样一种逻辑：鲁迅的“寂寞”是源于为民族国家呐喊而得不到响应，而萧红的“寂寞”只是一种个人化、女性化的情感，因此两种“寂寞”有本质上的不同？这倒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但性别视角不应是解读萧红的唯一视角，更不应把萧红的作品置于男（主动、压迫）/女（被动、被压迫）的性别二元对立框架中做简单化理解。事实上，用“女性主义”不能穷尽萧红的创作，她的世界更加广大（比如在《后花园》这部堪称萧红最优秀的小说中，它的主人公冯二成子是一个男性——一个磨倌，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极少数被真实地写出了内心世界的底层男性之一）。这一世界不是鲁迅所代表的现代文学主流世界的补充，而在很大程度上与之构成了对话。这个世界建立在她的“寂寞”之上。
作者系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①载《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②王科：《“寂寞”论，真的是对〈呼兰河传〉的“经典误读”》，见《文艺争鸣》2005年第6期。
③④⑤⑥⑨⑩见《萧红全集》（上卷），哈尔滨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第108页，第2页-第3页，第97页，第108页，第95页，第109页。
⑦⑧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7页。
①①①《萧红全集》（下卷），哈尔滨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6页，第1319页，第1173页。
①《萧红散文名篇》，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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