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面对世界的讽刺与激愤
作者：仵从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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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佛游记》是一本读起来十分滑稽、有趣的小说。我们从小说中看到的，完全是一幅非现实、或者说非经验性的图景中的荒诞故事。故事是由主人公里梅尔•格列佛船长以第一人称“我”讲述的——他煞有介事地讲述了自己四次航海的“奇遇”：他曾到过“小人国”，那里的人身高仅为6英寸，格列佛自己便成了“小人国”中的庞然大物，“小人国”的小人们要用1500匹马拉的车才能运得动他，他用一泡尿水就扑灭了后宫的大火；他曾到过“大人国”，在那里他又成了那些身高可比教堂的巨人们的掌上玩物，只需要洋娃娃的一只小摇篮便可以让他高枕安卧；他还到过“飞岛国”，见到了生活在空中的王公贵族与生活在海岛上的“飞岛国”的庶民，他们或进行以“黄瓜里提取阳光”的实验，或能以巫术召唤古今亡魂并与之对话，或能长生而不老；他也曾到过“慧骃国”（马国），在这里，马是该国有理性的居民与统治者，一种与格列佛（也就是人类了）相类的“畜牲”被马豢养并役使。格列佛在“慧骃国”生活了一阵后，受到感化，决心在此安享一生，不想却因不被信任而遭驱逐。历经曲折坎坷之后回到英国的格列佛，终于看破世事人生，余生与马为友而不愿与人交道。
故事的稀奇怪诞是明摆的，但它的作者江奈生•斯威夫特（1667-1745）并非以编织离奇怪诞故事来博人一笑的三流小说家，在英国文学史与小说史上，他作为一位杰出的作家均有一席之地，而《格列佛游记》，则更是公认的传世经典，它不仅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而且连伏尔泰、拜伦、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亦推崇有加，“格列佛的故事”也可说是妇孺皆知。
在论及斯威夫特和他的这部小说经典时，有两个词出现频繁。其一是“讽刺”，这被视为他小说创作的特色和个性；其二是“激愤”，这是他面对社会、政治以及人生基本态度的一个概括。自“讽刺”与“激愤”两门户进入《格列佛游记》的奇幻世界，应该是最好的“入口处”。
就讽刺而言，这部小说的框架构思正是为此而成型的。在文学作品中，对现实以正面的、理性的、常态的否定在斯威夫特看来是不足取或太乏力了，因为就他设定的攻击对象——整个英国社会现实——只有讽刺这种具有攻击性的特别手段才是有效有力的。因为讽刺可以利用自己的姻亲——夸张、变形、怪诞等——把对象的丑恶极端性地放大，这样人们就可以从一种异样而强烈的喜剧感受中认识现实的丑恶与病态。比如，身在18世纪英国现实社会、现实政治中的人们固然可以看到如议会托利党和辉格党争权夺利的私欲实质等，但当他们从小说中读到“小人国”的两党分野乃是因鞋跟高低的不同、引发战争的原因是由于吃鸡蛋是应该先打破大头还是先打破小头的争端、选拔官员与晋升职位的标准是他们在悬空的绳子上跳舞的技术如何、小人国的皇帝为人肃然起敬是因为他比他的臣民高一手指甲，而他竟也雄心勃勃要称霸世界等荒唐事时，人们在哑然失笑中会以更加超脱或超越性的视角领略官僚政治、政治勾斗中的诸多无聊、荒唐与欺骗，在哈哈一笑之后的意识中沉淀了对现实政治与社会秩序的根本性怀疑与否定，又比如，在“大人国”格列佛自信而得意地向国王介绍英国的议会、法庭、军事、财政等制度如何高明，夸耀英国百年来的历史何等辉煌，不想却在“大人国”国王不断的询问中尽显英国社会的黑暗与残暴，而其百年历史也只不过是“一大堆阴谋、反叛、暗杀、屠戮、革命和流放而已”。国王还把格列佛鼓吹的火药枪炮视为邪恶之物。他睿智且明彻地认为，“谁要使未来只生产出两串谷穗、两片草叶”，他就胜过一切政客。很明显，斯威夫特是借大人国国王之口尽情嘲弄英国社会制度与英国历史。
斯威夫特的讽刺广泛而全面，他甚至也涉及到对那些想入非非的伪科学的嘲弄：在“飞岛国”的巴尔尼巴比岛上，有一所“拉格多科学院”，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在研究些什么呢？从黄瓜里提取阳光、把粪便还原为食物、繁殖无毛绵羊、利用蜘蛛来纺织、把冰块烧成火药、盖房先盖屋顶后打地基、软化大理石用来作枕头等等，而其导致的结果是岛上满处饥荒、处处颓败。伪科学之害看来并非只今日有，在斯威夫特时代香火已是很盛了。这一讽刺与嘲弄当年有意义，即使在今天仍有意义：在我们每年出版或发表的数以千、万计的“专著”“论文”里有多少是莫名其妙的“垃圾”？
斯威夫特的讽刺确有席卷之势，他也没有放过他的同类：在“慧骃国”一卷里，他对“人（类）”的讽刺可谓登峰造极了。在这里，人被描绘成一群为马役使的“畜牲”（它被称为“耶胡”）：“‘耶胡’是自然界最肮脏、最有害、最丑陋的动物，也是最懒惰、最倔强、最调皮、最恶毒的家伙。”“耶胡”偷盗、破坏，为了“闪亮的石头”（黄金）互相斗殴，占有欲极强，行为也甚残忍。他们最终不能为理性、节制、文明、民主、仁爱的“慧骃国民”所容忍，经过全国代表大会的表决，一致同意消灭“耶胡”，用较为温驯的驴子取而代之。爱屋及乌，恨屋亦及乌，格列佛虽然想在此平静地生活下去，但因类似“耶胡”之模样，虽免于一死，但也被驱逐出境。人为马嫌恶、且亦不如驴，斯威夫特之讽刺岂能不谓“刻毒”？
用“刻毒”一词说斯威夫特之讽刺之力，自然把他与“激愤”一词联系了起来。小说家自己是一个很入世的人。他不仅对现实有高度的关注与思考，而且也有很深的进入：他曾是托利党《考察报》的主编，是当时英国首相哈利的亲信与安女王演说词的起草者，他曾用一系列的小册子与政治文章对时政发表过极具影响力的看法，他也曾是争取民族自由的爱尔兰人的精神偶像。这位出身贫贱的作家也鄙视金钱、以清贫为荣，从无正式的官衔。如此的经历、如此的地位、如此的人生态度使他总是以一个批判者、挑战者、战斗者的身份出现。这就不难理解他在《格列佛游记》中对现实深刻而辛辣的抨击，也不难理解他的名字与“激愤”的联系了。正因此，他也成了其时风云渐起的英国启蒙运动中激进民主派的创始人。
但这种于人于事的“激愤”（讽刺）也招致了一些误解和批评。有不少人认为他对人类怀有仇视与敌意。这一并非空穴来风的说法在实质上是把他在艺术中的“激愤”表达当现实之“真”了：那其实不过是因爱之深切发出的痛切“恶言”罢了。经验告诉我们，那些愤世嫉俗的“激愤者”常常是不仅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而且十有八九是“理想主义者”。因为爱之深、因为从理想出发，因之他们与现实之距离便大，因之也便更易于失望、不满，因之便生“激愤”，因之便“恶言相向”，但其根柢处，却是一腔的暖意与柔情。斯威夫特可说是典型的一个。
靠讽刺、靠激愤当然不能完成“小说”，桴鼓相应，它也要求与之匹配的艺术。《格列佛游记》可说极好地说明、表明、证明了这一艺术“道理”。就小说艺术而言，我们首先叹服的是它非同寻常的想象力与杰出的表现力。虽然中国古人有“鬼好画、牛难描”的说法强调表现虚幻易、表现真实难，但在一部20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中，尽以想象中的虚幻世界构成，却是比表现真实更难的。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所做的就是要先把现实的“经见”转化为艺术的“虚幻”图景，再使虚幻的图景成为强烈的艺术“真实”，这在创造中是高难度的。但斯威夫特做到了：当我们兴味盎然一边阅读一边会心微笑时，作家的想象力与表现力已经得到了证明与承认。
艺术上的另一高明处即是它动态的“视角”的取用。所谓视角是指故事的讲述者是谁、他/她在何一观察点上讲故事；所谓“动态视角”是指故事讲述者的观察点时有“转移”。具体于这部小说，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也如主人公格列佛一样，一会儿在“小人国”变“大”，一会儿在“大人国”变“小”，一会儿在“慧骃国”变成动物“耶胡”，一会儿又回到人群看“小人国”“大人国”“ 慧骃国”，我们关于“世界”与“人”会有怎样的认识呢？简言之，观察点不同，结论便有异：比如我们变“小”时，便从低处看“大”，便发现那些巨人们认为非常美丽的东西（如小说中写到的女人的丰乳）其实是粗糙不平、颜色丑陋的（我们在现实中以为美丽的东西在显微镜放大之后将会如何呢？）；当我们以“马”的角度看“耶胡”亦即我们自身时，会发现我们笃信的许多原则与观念是荒唐可笑或者是大可质疑的。这当然不意味着我们接受斯威夫特的每一具体结论，我们在艺术上感兴趣的是他给予我们一个认识、观察世界与人的方式：换一个角度看、换一个角度想，一切又将如何？斯威夫特用此一方式——即“动态视角”——完成了自己的艺术杰作，产生了奇妙的艺术效应：四个不同的世界、四个怪异的故事。而我们，也由此分享了与经见完全不同的艺术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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