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身份认同的尴尬与缺失
作者：周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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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城市的飞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了城市。这批走进都市的农民工成为作家关注的焦点之一。邵丽的《明惠的圣诞》成为了较为突出的一部力作，它的成功不仅仅在于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特殊职业的底层打工妹形象，更为我们展示了城乡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性力量和道德的批判。
明惠是一名高考落榜的高中毕业生，因为未能取得好成绩而整日在家呆着，从县城回到乡下，她偶尔出门，她觉得“那些盯着她的眼睛没有一只是善良的，那眼睛统统露着恶毒”。她考试的失误让她失去了往日的自信，转向了自卑与自我责备中，让明惠和母亲从强烈的优越感中走出来，“明惠觉得她一定得出这口气了”。而昔日与自己相差很远的好朋友桃子从城市回来后7天未主动与她联系，更刺激了明惠的神经，让她坚定了逃离农村、奔向城市的决心。起初，她并不愿意选择低下的工作，而愿意做体面的工作，做一份有社会认可度的工作，但是她最终只能选择做洗浴中心的按摩小姐。明惠以圆圆的名字在城市里谋到了一份工作，她不拒绝提供性服务，她“觉得一切平平淡淡的，就连她身下的处女血也没有让她惊讶”。起初，她换来的金钱满足了她进入城市的初始欲望，她往家里寄钱以填补母亲浅薄的满足感。她“没事的时候就算她的钱，圆圆计算的结果，她这样积累下去，五年之后就可以在城市里买一套很不错的房子了”。“圆圆想，等买了房子就找一个马强一样的丈夫，甚至是比马强都好的丈夫”，“我要把我的孩子生在城里”。
同样怀抱委屈的原机关干部李羊群遇到圆圆时，把“圆圆当作一个成熟女人了，他甚至把她当作一个城市里的知识女孩了”。“李羊群带她出去已经是第十二次了”，但她的角色也只是听众，同样换来了金钱，只是这次不是身体的交换而是听从与陪伴。后来，圆圆住进了李羊群的房子，过着城里人一样的生活，“睡睡觉，看看电视，有时一个人出去逛逛街，有时去洗洗桑拿，做做美容”，“在李羊群的家里生活得像一个小主妇”，俨然一副城里人的姿态。但是，她根本无法融入城市生活的内核，也远没有被城市人所认同与接纳，当她明白她的身份仅仅被定义为李羊群的伙伴时，她精神失落，选择了死亡。而更引人思考的，是李羊群最后的感叹“这个叫肖明惠的姑娘为什么会寻死呢？”
城市渗透着商业文明带来的社会变迁。作为农村的对立面，它的出现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带来了城市的跨越式发展。当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时，他们面对的不仅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川流不息的车流，更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及与农村观念严重对抗的城市观念。肖明惠进城是为了摆脱农村人对她的鄙夷，追求与桃子同样的甚至更好的生存的空间。作者在塑造肖明惠这个人物的时候，不再停留在对城乡物质差异的反映上，而是从现实的关注中折射出肖明惠在精神上同样要求“进城”的愿望以及在城市里的“话语权”。
肖明惠对城市的向往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向往在城市里买漂亮衣服——进城务工挣钱——希望能进城买房安家——希望得到城市人的精神认同感。从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到心理和社会认可的情感需求，从基础的物质追求到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肖明惠对城市的要求也是逐步加深的。当她挣得在城市的“第一桶金”时，她手里攥着钱就像攥着自己的命一样，“无论得到的是三百还是五百，圆圆回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钱展得平平的，有时还把昨天的或者前天的放在一起，反复地数上几遍”，“圆圆现在只在乎她的那些钱，她天天都要拿出存折来看上许多遍”，她想象着在城市里将会过着完全不同于乡村的生活，沉浸在完美的城市想象中，但无情的生活告诉她：城市想象美化了她心目中的城市，生活击碎了她对城市生活的梦想。她在城市生活的轨迹经历从“城市想象”到“想象幻灭”的过程。
当她的生活目标一步步实现的时候，她发现最终她无法抵达梦想的终点，即使一步之遥的距离，她也被拒绝在城市的大门之外。同样是关于对身份的认同，盛可以在《北妹》中的处理与之大相径庭：钱小红和李思江是进城务工人员，她们为了在城市获得最基本的合法的权益，不得不绞尽脑汁办一个暂住证，“要办暂住证、身份证，有求于庄老板”，她们寻找的是城市在体制上对她们的一种认同感。我们也可以说，她们是被动地意识到身份的认同感对于她们在城市生存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因为有了暂住证她们才获得了在城市暂住的基本权利，才能够享受某些在城市生存的基本权利。她们并没有从主观上对身份认同有深入的思考。肖明惠则不然，她主动地意识到了在城市里生存，不仅仅是获得金钱的快感，不只是衣锦还乡的风光，不仅仅是丰衣足食的物质享受，更是城市对自己的接纳与认同，这种认同感是源自城市人的主观的感受，是自己对获得城市认可的一种快感，是一种真正的身份认同感。可在李羊群的面前，她的角色多是听众和陪伴，她只会点头或者摇头，与之没有深入的思想的沟通与交流；在李羊群的朋友中，她自然被边缘化，成为一只可有可无的棋子。在李羊群们的世界中，她是没有话语权的，始终处在一种被动的状态。当她意识到即使享受着所谓的富裕的物质生活时，也仍然无法跟城市人沟通时，她感到了一种悲凉与失望。
但是，我们进一步追问，圆圆为什么没有能主动去争取话语权呢？因为她的思想中只认准了经济上的富足就是优越城市生活的硬指标，而对个人的奋斗、修养与人格的塑造浑然不知。她看到了存在于城乡之间的巨大生活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人与乡下人社会地位的迥然有别。她没有看到城乡之间存在的巨大的精神差距，而当她发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难以缩小的时候，悲剧产生了。她的价值观及认识的局限性有一定的代表性，也从更深入的层面反映了城乡之间的差别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更体现在精神层面。
当城乡经济差距逐渐缩小的时候，人们会关注更高的精神和文化层面的认同感，只有当物质和精神文化层面同时缩小与城市差距的时候，社会才会得到真正的城乡一体化。但是，精神文化的认同道路远比物质差距的缩小要曲折得多，它是人们往往容易忽视的部分，但是被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引起了我们深入的思考。
明惠离开了农村，是生活的选择，但当她在城市生活中发现了自己的渺小与无足轻重时，她没有选择回到农村，因为她知道她像一艘抛了锚的船，离开了农村的港湾，但也靠不了城市的岸，成了一艘摇曳在城乡之间的孤舟。她因为高考失利而成为了母亲和乡亲诟骂与耻笑的谈资，因为一次高考的失利，她的人生轨迹在村民的头脑中被改写了：明惠本是在城里上了初中和高中，“在村中矜持得像一个公主”，“哪个不知道明惠念完高中是要接着念大学的，念完大学理所当然地要留在城里”。村民把城市和尊严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走出农村、在城市里生活就意味着获得了尊严与尊重，而失去了在城市生活的机会就意味着失去了尊严。“现在明惠回来了，明惠的落榜让村里人集体出了一口恶气”，她感受到村民对她的态度不再是善意的关心和往日的恭维，而是流露着敌意。就连自己的母亲，面对她的高考落榜，也是鄙夷与诟骂，“我白白供了你十几年啊，还不如养只鸡养只猪了”。明惠要出一口气，她选择了逃离农村，但是当她真正走入城市生活中时，她又处在两难的生存困境中。城市对她们的包容性停留在简单的物质层面，提供一定的就业机会，提供比农村更丰富的物质生活，但是城市却不能提供给她人格上的尊严与权利。她生活在农村和城市的夹缝中，成为了新的“夹心人”——裹着城市的外衣却无法拥有城市人的精神品质。农村简单而单一的评价标准成为了肖明惠生活选择的出发点，激发了她进城务工的想法，但是也正是这种简单的评价标准阻断了她从城市逃离、回到农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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