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语文阅读教学中的文本如何细读

作者：范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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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绍振教授曾说，不管在大学还是中学，文本细读都是一个重点，一个难点，也是一个薄弱环节。事实证明，文本细读是一道无法绕过的坎，只有细读文本，才能真正完成阅读和欣赏。那么，如何才能跨好这道坎，真正细读文本呢？下面是笔者在阅读教学中的一些摸索，以求正大家。
　　
　　一 注重文本，在阅读文本时要多疑和善思，一步步走进文本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总体活动是作家、作品、读者三个环节的动态过程，作家写出的只是文本，文本潜在包含着许多“不确定性”和“空白”，而它们的意义确定，必须依靠读者阅读，对它具体化，读者把文本转变为作品，作品的价值是作家和读者共同创造的，读者成了文学活动中最活跃的主体。因此，作品最终必须由读者完成，也只能由读者完成。这就是我们“走进文本”的理论依据。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产生于英国、40年代在美国得到发展的新批评派理论，更强调对具体的个别的作品的研究，他们强调文本是文学活动的本源，文本是文学的本体，研究文学就是通过对作品的仔细阅读，去发现构成文学的特殊性质。因为他们强调细读，这种批评也被称为细读法批评。这种理论，对于细读文本，有直接的指导和示范意义。所以，走进文本，就是带着情感，按照自己的意愿，以自己独特的体验，涵泳感悟，解读文本。在解读过程中，就是不要受到参考资料的束缚，不要把别人的理解作为定论来接受，不要盲从专家和权威的高见，而是通过仔细地研读文本，独立思考，读出自己的疑问和心得体会。只有读中有疑，才会更进一步走进文本。
　　《故乡》有这样一段话:“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这里的“别人”指谁呢？教参认为指杨二嫂。我发现把杨二嫂理解为“辛苦恣睢”生活的典型，与小说的内容不符，细读文本，从小说主题和杨二嫂的生活实际两方面加以分析，闰土和杨二嫂虽有主次正反之分，但他们都应是“辛苦麻木”生活的一类人，再者，杨二嫂的生活虽不检点，作为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弱者，为了生活，到处贪小便宜，蝇营狗苟，用这种可怜的手段，做些可鄙的事情，然而和那些公然抢劫，仗势欺人且无法无天的放纵凶暴，任意胡为的“恣睢”者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不可同类而语。说杨二嫂是“辛苦恣睢”生活的典型，失之公允，是概括化，贴标签式的思维方式，并没有真正走进文本。
　　《听听那冷雨》是余光中散文的经典，而我们在教学中，往往流于表面和片面印象，仅仅把它理解为余先生乡愁之作，失之片面。我从三个方面对文本进行了解读。一是品味悠悠的追忆之情。文本既有对大陆故乡的思念之情，也有对初到台湾早年生活的回顾和眷恋之情，文中有相当篇幅把现在的台北生活和以前相对比，点明现在的台北已无处可听雨，其间还穿插和恋人雨中躲在三轮车油布篷里的风情,回忆或是想象冷雨中初恋的浪漫与淋漓。这些内容，就很难以乡愁来概括。二是感悟深深的文化情思。研读文本，不难读出，文中大量的古典诗文的引用和化用，对这些诗文所描绘的听雨境界的倾心和神往，对这种境界不再的感叹和伤感，无不表达了余先生对古典文化的深深情思，对古典文化的赞美和眷恋。三是剖析理念的躬亲实践。余先生在写于1963年的《剪掉散文的辫子》的评论中，提出“现代散文的”概念，并指出现代散文是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的一种新散文，而创作于1974年的散文《听听那冷雨》，就是对这种理念的成功实践。《听听那冷雨》以“雨”字为核心，“听”为线索，“冷”为情调，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关涉乡愁，锁钥文化，实践作者自己的散文理念。以抒情的语言为肌理，悠悠乡愁为血液，深深的文化情思作灵魂，融人生经历、历史感喟、文学情致、诗般意境、现代散文理念于一体,蕴含着苍凉与感伤,挟带着现代诗的韵律、节奏和灵气,注入读者的心灵深处,淋漓尽致地显示了一个文化大家的风范和气象。
　　作为教师，我们要相信自己，专心思考，深入研究。只有走进文本，才能读出发现和感悟，欣赏文本的精妙，触摸文本的灵魂。进而引导学生读细文本，共同完成语文阅读教学的目标。
　　
　　二、阅读中不仅走进文本，还应结合具体的写作背景，知人论世
　　
　　文学欣赏要走进文本，还应结合具体的写作背景，更要“知人论世”。《孟子﹒万章下》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意思是：“吟咏他们的诗歌，研究他们的著作，不了解他的为人，可以吗？所以要讨论他那一个时代。”《孟子﹒万章上》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意思是：“所以解说诗的人，不要拘于文字而误解词句，也不要拘于词句而误解原意。用自己切身的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这就对了。”细读文本，要了解作者的为人，要明白作者生活时代，写作的背景，这些既要读者的学识，更需要读者的人生体验。而这一切，与读本或多或少就有一定距离。而学生相对学识不足，体验缺乏，这样学识需要补充，人生体验也需启发。
　　比如，杨绛先生的《老王》的结尾：“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如何理解“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孙绍振教授撰写了一篇关于《老王》的理解性文章，指出这种“愧怍”有两个特点：一是幸运者对不幸者的；二是这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并不是一下子产生的，而是“渐渐明白”的。就是说作者的愧怍的产生是有一个过程的，起初是对“老王”的照顾和同情，后来看到老王的真诚，作者被感动，而震撼作者的还是老王去世前夕对作者一家的惦记和眷顾，正是这件事，使作者后来渐渐明白过来，感到十分愧怍。孙教授这样剖析事情原委，可谓抓住了牛鼻子，但要透彻理解，还需要联系作者杨绛先生的“人”和“世”。
　　我初读这段话时，不由想起白居易《观刈麦》的最后几句：“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身为县尉的白居易为何“自愧”呢？看到农民在酷热的夏天的劳碌与痛苦，诗人联想到自己，不像农民那样自食其力，却能终年有粮，因而深感自愧，这是对农民的同情，也是诗人自我反省，自我解剖，自我批评。这里就没有官本位的思想，而表现出的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知识分子正是社会的眼睛和良知。我想杨绛先生的“愧怍”，正是知识分子良知的发现、反省和批判。杨绛先生当时是否是一个幸运的人呢？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中，杨绛和钱钟书先生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所遭受的肉体、人格和精神迫害，世所罕见。她先是被“揪出来”挂牌认罪扫厕所，挨打受罚剃“阴阳头”，戴高帽子挂牌游街，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再教育，显然是不幸的。但正是在这不幸的生活之中，杨绛先生发现了另外一群人，有眷顾自己一家的“老王”，有乐于助人的“送煤的老田”，有“公然护着我”的大娘，还有小说《林奶奶》中“林奶奶”的原型，给自己家洗过衣服、照顾过女儿钱瑗的于奶奶。在这些人身上，作者看到了人性的美好，认为自己比他们幸运，实际是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去善待他们。作者和他们一样，都是当时社会的不幸者，但他们确实比作者更卑微，更贫困，更无奈，对他们的愧怍，正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道义和责任的表现。对于社会的责任，知识分子理应肩负得更多，出于良知，应该使社会更平等，更美好，而当时的社会恰恰相反，我想这才是杨绛先生对不幸者“愧怍”的深层社会原因，是作者耻于当世而又不推卸责任的“内心的崇高的道德法则”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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