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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之树绽放的理性之花
作者：莫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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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5年第4期《随笔》杂志刊发了邵燕祥先生的《随笔》影像，共三副照片：72岁的邵燕祥；反右后马上要发配“沧州道”的25岁的邵燕祥；准备报考小学一年级的6岁的邵燕祥。我特别喜欢这张摄于6岁时的照片：端庄，自若，睿智，敏慧，锐利，那有神的目光，预示着一种无可置疑的信念和力量。
我之所以喜欢这张照片，乃是由于照片的神采酷似他的作品：那若有所思的眼神预示着深邃明智的思维和由此带来的高迈格调、鞭辟入里的论辩力量和诗性之美。至于那两张发配之前的“傻笑”和那张古稀之年的憨厚之笑的照片，显然没有这张童稚之照表现出那么多的凝重、敏捷、老辣、深刻和洞若观火。按说，比较成熟的个人风格应显现于人的晚年和中年，而邵燕祥的个人风格却显现于他童年的脸上，这一反常现象或许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从青年开始，无论在内质或外观上都遭受到某种曲折命运的异化，而童年却保持了他的本色或原色。虽然那“傻笑”表明了他磨难之前的脸不改色心不跳，但正如他在一篇名为《民间的、个体的记忆》的随笔中所说：“人，社会的人，是离不开历史的。”在那种恶质化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在依赖于面具生活的“优孟中国”，在“会做戏的虚无党”（鲁迅语）指引下，每个成年人都或多或少地具备了生活所必需的“优孟人格”，而没有了邵燕祥在6岁照片上那样的人格原色。
二
邵燕祥那张面带憨厚微笑的晚年之照，自然让我想起了古人的一段话：“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即在那成熟的憨厚的容貌中，显示出一种大智若愚的神色，而把智慧的敏捷和锋利、理性的坚强和新锐都隐藏起来了。
邵燕祥原来是个有成就的诗人，出版过《歌唱北京城》《给同志们》《如花怒放》《岁月与酒》《到远方去》和《在远方》等10余本诗集。但感性的诗无法容纳他在20年被发配的苦恨境遇中磨砺得愈来愈强大的理性时，他选择了杂文，选择了政论性的思想文化随笔。邵燕祥这一特殊的身份及其转向，形成了其杂文独有的特色与景观：如水般轻柔的感性与如冰般坚硬的理性相交融、强烈的爱与恨相汇聚、苦咸的泪与血凝成一片！他的杂文是诗性之树开出的理性之花！
三
最近有人提问：不少杂文家原先是诗人或者小说家，为何转而成了杂文家（号称杂文八大家的邵燕祥、章明、蒋子龙三位就是诗歌、小说转而为杂文的）？我当时不假思索地说：“那是因了思想家的召唤”，“因为感愤于时艰，而挺起自己的脊梁”。万没想到，回家读邵燕祥的《黄裳的“散文王国”》，这话竟一语中的。邵燕祥是借黄裳的散文来表达这一理念和理性的：
他于1957年5月26日写的《嗲》……感叹“这样表现出来的新中国知识分子实在不免有些太嗲了”，感到厌恶，接着回溯了自屈原以来，中国文士习于以“美人香草”即女人身份做自抒身世的代号……；从而要求中国知识分子不要学古代女人的妾妇之态，而挺起自己的脊梁。
紧接着，邵氏以“这个见识是深刻的，又是远远超前的”文字予以赞许。同时称道：“直到1982年他写的《漫笔》中‘物美价廉’一节，仍贯穿着对知识分子中残存的旧时士大夫臣民心态的批判。这是至今仍然足以发人深省的。”邵氏为何感佩于黄氏的散文？该文的后面一句话可视为结论：“1988年，黄裳有文曰《继续走鲁迅的路》。”什么是鲁迅之路？那就是感愤于时艰的思想家之路。
邵氏在这篇文章里，还称赞了黄氏 “广义的杂文”里的“杂文笔法”和“狭义的杂文”里的没有“淡话”，即直接地针砭时弊而又锋芒毕露，而且针砭的远不止一个穴位。因此，此文虽是一篇读后感，但也可以视为一篇杂文宣言。
四
邵燕祥的“狭义的杂文”自然是没有“淡话”的。我们这里所谈的主要是他作为“广义的杂文”即政论性的思想文化随笔，其中的“杂文笔法”，也是没有“淡话”的。比如，他的文章《巴金是属于民间的》，它不是杂文，而是一则随笔，严格说是邵燕祥2005年10月 25日在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但是这个专业性很强的发言，竟避开了巴金的文学成就这个最核心的内容，而紧紧围绕着“巴金的社会理想，人格理想，他毕生所追求、老而弥坚的愿望”做文章。于是讲到巴金希望建立的现代文学馆，现在硬件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文学馆中没有五四运动和文学革命旗手胡适、陈独秀的形象，如果老人到过现场，自然会感到不安。其次是“真话受阻”，“他建立‘文革博物馆’的真诚建议不被认可”，他希望中国人不再陷入“文革”那样无法无天的逆境。但是，这一遗愿将会得到民间的响应，因为“巴金是属于民间的”。最后，作者动情地说：
巴金的名字，不仅是标帜宇宙间一颗小行星，更代表了中国和世界上不可摧毁的一种伟大精神，那就是在巴金一生中，贯彻始终的反专制争自由的精神。
这篇随笔，这篇文学研讨会的发言，完全堪称为典型的“广义的杂文”，而其“杂文笔法”的犀利和尖刻，是丝毫也没有“淡话”的。
另一个例子是《读高尔泰二则》。高尔泰是一位美学家，他著有论文集《论美》《再论美》，论文《艺术的觉醒》《什么是艺术》等美学著述。同纪念巴金他不谈其文学成就一样，邵燕祥谈高尔泰连“美”字都不沾边，而一心一意专注于历史和现实的病态和丑恶的揭露。
《读高尔泰二则》的第一则就高尔泰《寻找家园》一书中有一章《军人之死》加以驳难，当然高尔泰也是在驳难，但他远没有邵燕祥的老辣尖刻和鞭辟入里，高氏侧重于那位老红军因言贾祸而死的事实：“犯了事”的老红军上官锦文在劳教农场被指定带队劳动，于是有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像个大首长似的要大家打掉娇气，要敢于赤着脚下冰水里挖泥，他说：“当年我们，红军长征，比这苦多啦，不论伤号病号，一样地翻雪山过草地，不在话下，要是像你们这样，哪能有革命的胜利……”
这是因言贾祸的“言”，那么“祸”是怎么来的呢？原来“蹲在我们地段上的韩干事一直在咬着牙签侧耳倾听，抬起下巴朝那边叫道，上官锦文，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你。停了一会儿，又说，自己穿着鞋子袜子，光叫别人下水，说得再好也没用。上官丢了脸面，回答不知分寸，丢过来一句：你不也是穿着鞋子袜子吗？韩干事取出牙签，慢慢站起来，一面朝那面走，一面说，给我捆起来！”被捆过之后，老红军上官锦文面子大跌了，带队劳动一职被撤了，跟大家一起做苦工了，身体日益衰弱了，有一天倒下去就再没有起来了。
以上就是高尔泰《军人之死》的基本事实。对于这样一件悲剧事例，杂文家应该怎样剖析、切割和开掘呢？如果思维方式因循守旧，归根结底只能是一种平庸，而平庸永远是与精品无缘的。邵燕祥先生不是这样，他运用一支热血充盈、正气逼人的理性之笔，纵横驰骋，痛快淋漓地剖析，切割了一些国人浸骨浃髓的社会病灶和精神病灶。邵先生深知，对于摸得着的病灶，当然需要进行“外科手术”，但更为需要的还得从“内科”入手，从体制、文化、心理等内里去防止病毒的传染和癌变的扩散，才能从根本上去克服这些社会顽症。而这，已成为作者一以贯之的“杂文笔法”和独特文风。这种笔法和这种文风，让读者联想到的不仅仅是战斗中的“思想者”的塑像，而且清晰地映现出“刑天舞干戚”的斗士风采。
下面，我们具体看看邵氏是如何剖析和切割这一悲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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