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诗性之树绽放的理性之花
作者：莫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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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犯事”的老红军和管教干部梳理成一种政治符号对另一种政治符号的关系。“劳教分子”有事招呼管教干部，是要喊一声“报告政府”的。不起眼的韩干事，他在劳教分子面前，也的确是政府权威的代表，可以“一言九鼎”，甚至致人死命。因为他是整个专政链条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他不代表个人，而是代表体制、路线、政策。推而广之，当时的人民与非人民，革命者与反革命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专政者与被专政者，都“是一种政治符号对另一种政治符号的关系，社会上各种人群的强势和弱势，乃由政治权力的占有和分享而划分”。
最后，邵氏揭示出这种制度的后果：“文革”中到医院看病，也要先问一下政治身份（何种成分），如果是黑五类和他们的“狗崽子”，往往该抢救的也不抢救了；至于某些品行恶劣的管理者和专政者，在执行任务时层层加码，灭绝人性，甚至作恶施暴，也至少不是立场问题。邵先生在这里所揭示的，实质上就是人性、文化是怎么被践踏殆尽的。
文章最后还有一个让人震惊的问题，即高尔泰书中有一处提到一个炊事员：“我们被揪斗以后，他常克扣欺辱我们……后来他自己被揪斗了，又变好了。”对此，邵先生是这样剖析的：“人性随着‘政治地位’的变更而变更，得势便坏，失势便好”，“我听人讲起过，说他们那里有人在任时简直不说人话，但一下台，就说人话了，似觉夸张，不知确否……”
邵先生为了更加客观，故有“不知确否”之言。但是柏杨先生对这种观点早已作了肯定：“夫酱缸者……也就是一种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斫丧，使人类特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混沌社会也。”“有些官老爷，只要有一点点小权，面孔就像害有坐板疮的屁股一样，实在难看。”
五
现在，我们可以归纳一下邵燕祥那些“广义的杂文”的几个特点了。
其一，不管是作“序”或“跋”以及旅游记或作家作品记，他总是选取一个特别的角度，把话题与国运民瘼和社会弊病联系起来，在揭露和针砭中辨微知著，切割了浸骨浃髓的社会病灶，显示出思想的广度与深度。例如《〈公刘纪念文集〉序》，开头即以“千古文章未尽才”来总揽全文，于是一千字左右的序文，就大致围绕着“他的七十多年中，被迫用在无益于己，无益于人……浪费人们的生命”之中来展开。这难道仅仅是公刘一人的命运？推己度人，就让读者想到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遭遇。又如《白玫瑰：1943年的鲜血》是针对《当代》2004年第3期《永远的白玫瑰》所记叙的舒和兄妹——汉斯、索菲，为了“自由与尊严”而挑战希特勒，邵燕祥特别有感于“普通民众不畏权威反抗一切压迫的那种以卵击石、响遏行云的勇气”，故而联想到鲁迅这样说到死尸（刘和珍们）的沉重：“中国有志于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殊不知别有不觉得死尸的沉重的人们在，而且屠杀了‘知道死尸的沉重’的心。”
邵氏最后说，鲁迅这话“今天仍然令人感到沉重”，“抄书至此，怃然而叹”——所叹何来？当不言自明。想起历次那些不畏权威的以卵击石者的尸骨和对“知道死尸的沉重”的心的屠杀，谁能不怃然而叹呢？
其二，邵氏著文，贯穿世道人心，既能剖析人心又能剖析自己，泪与血，恨与爱，凝成一片，实我写作一族中感化力最强之文人。例如上述《读高尔泰二则》，就说到自己当年成为右派之“幸”：
……如果当时不成异类，依我的社会存在和思想状况，则我会积极响应所有号召，参与各项运动，而纵横冲杀，伤害好人，是不免的。划了右派，容或也偶有害人之心，但实现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这一段话，可谓敞开胸怀，披肝沥胆，令人卒读诚不知声泪之何自来。在那样一个特定时期，谁不希求拥有左派或像韩干事那样保险的政治标签。对于这样一个普遍的心理事实，一些人却不愿承认。正如一位作家说过：“我曾经是一个红卫兵，但我绝不忏悔！”其实，忏悔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反思能力，当然也是一种勇气，表明能够直面自己的过错，而不是胆怯地予以回避。邵氏无可回避，在他很多文章中，都把自己摆进去，无情地予以解剖。
其三，邵氏的文章里，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人道是其压倒一切的主旋律，他的匕首和投枪，始终坚定不移地刺向一切专制、昏暴、特权、贪婪和奴性，记载着他百折不回的战斗韧性和独立高扬的批判精神。在这一方面他有一系列分量很重的杂文。《重过莫斯科》是一篇两万字左右的巨文，作品汪洋恣肆，结合自己两次对俄罗斯的访问和游历，全面透视了斯大林的暴政以及从1497年开始五百年来的始终贯彻军事扩张和封建专制这样两位一体的主线。其次如《无神论者的上帝》（《随笔》，2005年第3期）、《不仅是美国的事情》（《随笔》，2001年第1期）、《幸乎不幸乎，争乎不争乎》（《随笔》，2001年第6期）、《代笔》（《随笔》，2002年第3期）、《吴江老矣，犹著新书》（《随笔》，2002年第4期）等等，体现在这些文章中的启蒙思想，与“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又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封建主义在表现形态上与过去不同了，它往往与斯大林模式，与毛泽东晚年的家长制作风以及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严重失误纠缠在一起。这就使得邵燕祥的启蒙理性呈现出新的特点，从而取得当代新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认同和赞赏。
作者系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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