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两股线拧成的一根绳子

作者：肖学周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破烂的田野》创作于2007年6月17至19日，随即发表于6月26日的《南方都市报》上，最近被收入萧开愚自选集《此时此地》①。我初次接触这组诗是2007年11月13日，不是从报纸上看到的冷漠文字，而是听到了诗人的激情朗诵。本学期的最后一课，开愚老师以朗诵自己的诗歌以及由此引发的热烈掌声而告终。然而，那一阵阵震动暮色的掌声对于我来说却是一个开始，也许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在这个人心涣散的时代里，诗歌如何还能赢得掌声？掌声无疑来自理解、认同和感动。被人理解的诗歌不是晦涩难解，而是晓畅有力；让人认同的诗歌不是玩弄词句，而是直面当代；令人感动的诗歌不是表现自我，而是关注他人。这些品质对当代诗歌来说是多么另类而又何等可贵！萧开愚有一首长诗《向杜甫致敬》，听了这组诗以后，我想写一点文字向萧开愚老师致敬。
　　
　　一、“一个动词焊接两个代词”的复调模式
　　
　　不能顾名思义，《破烂的田野》不是写景诗，诗人书写的是世代生活在田野上的人们的当代命运。诗中几乎没有直接写到田野的句子，反而用很多笔墨写了城市，因为城市已经成了他们中的很多人生活的主要背景。这也许可以视为导致田野破烂的一个成因。但是破烂的绝对不只是田野，更包括田野的主人及其后代。“破烂”是对当代农民命运的隐喻式描述，它力透纸背，令人触目惊心。这组诗由三首诗歌组成。第一首是《双性的农妇》，男人进城打工，妇女留守家园，并承担了男人的工作，使自己成了双性人；第二首《谁解救了谁？》，把农民工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视野里，展示农民工与非农民工之间相依共存的复杂关系；第三首《孩子们》写进城打工者的后代，也就是未来农民尴尬的生存境遇。
　　在诗人转瞬即逝的朗诵中，我听见几乎每句诗中都有代词，这让我觉得萧开愚是个喜欢使用代词的诗人。事实上，这些代词往往是固定不变的。就像太阳和月亮每天出现在空中一样，在《双性的农妇》中反复出现的两个代词是“我”和“她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把这两个代词连接起来的动词“忍受”，而且后面还有一个“着”字，表明这种忍受心理并非短暂的一闪，而是无限的持续。在我听来，“忍受”是诗中最具张力的一个词语。它以一种爆裂的状态有力地呈现了诗人和他所写的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简要地说，“我忍受着她们”意味着“我”不想让“她们”过现在这种不幸的生活，却又不能从实际上改善“她们”的生活，所以只能“忍受着”，“忍受着”她们对生活的忍受。整首诗的主体就是由“我忍受着她们”这六个字结构起来的，这种整体排比自然也是构成诗歌的力量的一种方式，而我觉得这首诗力量最大的地方并非来自“我忍受着她们”的整体排比，而是来自“我忍受着她们”之间，来自“忍受着”这种不可缓解的心理状态。在这里，“我”就像一股线，“她们”就像另一股线，这两股线被“忍受着”拧成了一根绳子。注意，是“拧成”，而不是轻松地编织在一起。
　　 在第二首诗《谁解救了谁？》中，“我”和“她们”被两个“谁”代替。尽管这两个字外形一样，但是它们指代的内容却完全不同。其中的一个“谁”——很难说清是前一个还是后一个——必定指的是农民工，这个“谁”在诗中被置换成了“他们”；另一个“谁”则是一个高度浓缩的代词，像诗人这样书写农民的知识分子，报道农民处境的报刊记者以及关心农民命运的政府官员，如此等等都包罗于这个“谁”字当中，在诗中它部分地被置换为“我们”。宽泛地说，这个“谁”可以理解为非农民工，即当今社会上一切非农民却以粮食为生的人。连接这两个“谁”的词不再是“忍受着”，而是“解救了”。“解救”无疑比“忍受”更有力量，因为它事关生死存亡。“了”常常用于对事情终结或告一段落之后的判断。同时，“我忍受着她们”的客观陈述变成了“谁解救了谁”的疑问反思。无论是“忍受”还是“解救”都将该词前后的双方熔炼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它们是一根绳子中纠结在一起的两股曲线。如果说“忍受”中包含着改善农民处境的潜在愿望，那么，“解救”则分明洋溢着对农民的赞美，而不只是怜悯。农民工固然生活艰苦，身份卑微，随时有可能被活埋在煤窑和水泥里，但是他们终其一生并不靠别人养活，而是始终养活别人的人。
　　到了《孩子们》当中，两个代词被一个动词焊接起来的模式似乎消失了。整首诗从头到尾都是“他们”，即诗题中的“孩子们”，始终没有出现第二个代词。但是，略加思索就会发现：每个“他们”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我”，一个无所不在而隐身遁形的叙述者。一个动词焊接两个代词的模式仍然变相地延续着。简而言之，即“（我叙述）他们”。在作品中，“他们”（复调中的现实声音）并非自动呈现，而是时刻处于“我”（复调中的虚拟声音）的调控之中。“我”对“他们”的复杂感情全部渗透在虚拟声音对现实声音的调控之中，诗人就这样展现了在城乡对立之中转换的“他们”（不幸的被损害者），并由此完成了“我”（深沉的大悲悯者）的形象塑造。至于其中的“叙述”只是一个权宜之词，其暧昧性不言而喻。这个概括意在表明《破烂的田野》中的三首诗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模式，即一个动词焊接两个代词，用比喻的说法就是，两股线（代词）被拧成（动词）了一根绳子。
　　两股线既然被拧成了一根绳子，自然是他（农民）中有我（诗人）、我（诗人）中有他（农民）的一个整体。尽管“他们”分别牵涉到农妇、农民工和孩子们，“我”也经历了从出场、抽象到隐身的变化。但是，这两个方面始终存在于诗中，而且是平等地存在着。以《双性的农妇》为例，“我”是写作者，是个知识分子，“她们”是被写的对象，是农民这个群落。“我”和“她们”是完全平等的两个主体，二者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而不是主体支配客体的关系。而且，正是这种现实中的“主体间性”使萧开愚的诗歌产生了明显的复调性，其语法形式就是两个代词被某个动词焊接成一个整体。总之，作为诗中的两股线，“我”和“她们”不分大小，粗细均等。我认为萧开愚诗歌的这种复调性是民主意识在文学写作中的可贵闪光。因此，《破烂的田野》中的复调性体现的不只是一种写作观念，而且隐含着一种政治观念，因而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蕴。
　　
　　二、萧开愚诗歌复调性的成因与意义
　　
　　 据说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形态，我不知道其中是否包含这样一项指标，即人人都会写作。如果人人都会写作，文学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绝不是一个作品数量空前丰富的问题，而且一定会影响到写作观念和文学理论。那种“代言型”文学将走向终结，因为人人都能把自己的欢乐和痛苦自由地表达出来，根本无需求助于别人了；同时也省却了作家的许多麻烦，也许到那个时候作家都不存在了，或者说人人都是作家。然而，在人人都会写作的时代到来之前，不会写作的人的感情世界仍然需要关心他们的作家表达出来。现在的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即如何看待作家与被表达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这个问题取决于作家，与被表达者的关系不大。于是，它就置换成了这样一个问题：作家如何看待自己所写的人物。无庸置疑，被表达者和作家一样也是人。但是长期以来，作家习惯于把被表达者看成比自己低下的人，所以在写作时常常俯视他们。
　　作家俯视所写人物的方式多种多样。一种是同情型，这类作家往往只对写作对象表达一种远距离的主观愿望。《离骚》本来是屈原的精神自传，在倾诉自身不幸身世的同时，他也表达了对楚国人民的深深同情，所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种同情就出于俯视。它包含的意味是：“我屈原本来是个忠臣，却不能为国君所用，因而失去了拯救你们的机会。”另一种是旁观型，这类作家大多对写作对象比较熟悉，因而在写作中把他们作为作品的主体，并在客观描绘中渗透自己的同情之心。杜甫的《石壕吏》就用这种方法写了战乱年代里的一对老年夫妇。不过，一般而言，只有地位高的人才施舍同情，杜甫这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也不例外。即使在最困顿的时期，他也不能忘记自己是个小小的官吏。再一种是代言型，这在中国古代几乎是一种传统，很多诗人都应邀写过这类诗。由于古代女诗人特别稀少，表达女子感情的诗，如“闺怨”之类，往往是男诗人写出来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男诗人的阴性气质。代人立言背后存在着明显的依附关系，不用多说。还有一种是面具型，代表人物是爱尔兰诗人叶芝。他明明写的是别人，却常常用第一人称代词“我”。这种写法的实质就是把别人作为自己的一个面具，因而常常流露出一种借别人写自己的倾向，当然，其中也包含着对别人设身处地的想象。尽管这种模式比较复杂，却同样存在着以“我”为中心的嫌疑。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传统写作中的作家常常把自己放在高于所写人物的地位上。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