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土地·车·城市

作者：苏　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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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代社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同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①。城乡的一体化，使那些进入城市的乡村人对城市的最大反应，也仅仅只是面对城市中靠剥削生活的地主的一种怨愤以及自怜心理：“昨夜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这样诗句所表达的不是农民对另外一种文明的复杂心理，从其剥削与依附关系来看更说明了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城乡之间最大的不同是政治上的，是地主与农民的对立，而非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文化的对立。所以农民进城可以看做是同一文明层面的横向流动。近代城市的进化造成了中国社会文明发展层次的断裂，城乡之间的差距具备了现代意义，那么由乡村进入城市就并不仅仅是生存空间的转换，更是文明层次与文化空间的转换。对于城市来说，进入城市的乡村人具有了“外来者”的意义与内涵。
　　中国现代文学所开创的一个传统就是对乡村世界、对农民的表达，以迥异于传统的视角和眼光展现了一个内涵、情感与痛苦都相当丰富的乡土社会以及挣扎于斯的老中国儿女们，同时也描写了那些被生活逼迫而逃离乡土世界的人们。对于这些“城市外来者”的关注与描写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题材领域与价值意义。由乡村而城市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最突出的主题之一，20世纪以来的中国人一直走在从乡村到城市的路上，“现代化的历史就是改变农民的历史，现代化最终就是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建一条高速公路”，“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就成了在路上疲于奔命的追赶者。”②他们的存在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持久性的问题，进城农民的形象塑造也必然是中国现代文学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
　　上世纪30年代，在一些作家的小说中出现了以进城农民为叙述表达对象的小说，虽然没有形成一个系列，但确实为现代文学提供了一种形象表述上的尝试并形成一种传统。我们看到，老舍、王统照、吴组缃等现代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塑造“城市外来者”形象，如王统照小说《山雨》中的奚大有，吴组缃小说《栀子花》中的祥发等等，这些人物形象是中国现代文学形象画廊中的第一批进城的农民。老舍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中的祥子，是现代文学史上最经典的“城市外来者”形象。
　　乡村经营的破产使无路可走的祥子来到城市谋取生活资本，并希冀在城市中生存下来，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职业与生活。小说没有叙述祥子的具体破产经过，而是从侧面暗示了乡村经济的衰败，像祥子这样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小说的一开头就交代了祥子入城的动机与从事拉车的原由：“生长在乡间，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带着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凡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饱饭的事他几乎全作过了。可是，不久他就看出来，拉车是件更容易赚钱的事；作别的苦工，收入是有限的；拉车多着一些变化与机会，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与地点就会遇到一些多于所希望的报酬。”③老舍以喜爱的笔触描述了刚进城时的祥子的形象，“他不甚注意他的模样，他爱自己的脸如同他爱自己的身体。是的，到城里以后，他还能头朝下，倒立着半天。这样立着，他觉得，他就很像一棵树，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的。”④与此种健康形象相对应的是祥子朴实善良的品性，虽然生活环境变了，工作性质变了，但祥子性格中天然的纯朴仍然保留了下来，他不会去讲价争座，也不会去赌气争胜。这个来到城里的乡下青年把自己朴实本性展现给了城市世界，甚至从他的模样与做派就能断定其人品，“他的样子是那么诚实，脸上是那么简单可爱，人们好像只好信任他，不敢想这个傻大个子会敲人的。即使人们疑心，也只能怀疑他是新到城里来的乡下老儿，大概不认识路，所以讲不出价钱来。”⑤这样的一个洋车夫在老舍的车夫形象中是少见的健康形象，乡村的淳朴青年给城市带来了一阵清新之风，“城市外来者”带给城市的不仅是劳动力，还有一种人性上的对比。老舍用这个健康的形象与城市人进行对比，反衬城市文明迅速发展的同时丧失掉了一些传统中美好的东西，祥子这个来自传统乡村的青年正好是城市缺失的一种补充，以此来完成老舍所要达到的目的——对城市文明病的批判。
　　整部小说以祥子买车的三起三落为线索，那么老舍对祥子这个“城市外来者”性格的刻画，最成功之处也就在于对祥子强烈地想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洋车的心理展现。老舍将祥子全部的希望与绝望、朝气蓬勃与堕落不堪都与车联系在了一起。从祥子的乡村出身的身份角度来讲，祥子对洋车的渴望，可以看做是他对土地占有欲望的一种转移。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情感非同寻常，对农民群体来说土地对于他们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生存资源这一简单理解，而近乎成为生命的终极追求。对土地强烈执著的占有欲望，成了中国农民的集体无意识，是农民性格中最重要部分。中国历史的发展在表明，历次的农民起义中领导群体欲借助农民的力量来完成最后的胜利，所提出来的口号都会与土地发生关系，不论是李自成的“均田免粮”，还是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调动起农民参起义的热情，因为作为参与者的农民关心的是经过革命自己是否能获得土地，至于谁当皇帝不十分在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很好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不论是减租减息还是土地革命都很好地迎合了最关心土地的农民群体，发动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才成为了现实。
　　祥子出身乡村，在他身上具有传统农民性格特征，只不过因为破产而没有办法在农村继续生活下去，无法重新获得自己的土地，所以才来到城市，并把对拥有土地的执著转化为对拥有属于自己洋车的强烈渴望。在祥子的世界中，洋车与土地在存在上具有同样意义，可以保障自己现在以及未来的生活。在小说当中，祥子的命运走势与洋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虽屡遭打击，但对自己的洋车抱有希冀，当祥子第一次拥有洋车的时候，他表现出了相当的激动：“祥子的手哆嗦得更厉害了，揣起保单，拉起车，几乎要哭出来。”⑥这种情感与当代作家李一清的小说《农民》中有着相似的表达——牛天才在分到土地时所表现出来的强烈喜悦与兴奋，分到土地的当天晚上睡到了自家的土地上。为了拥有属于自己的洋车，祥子忍辱负重，付出了太多的艰辛与无奈。为了车，他省吃俭用，从自己的吃穿中往出省钱；为了车，一向爱惜声誉的他开始不再顾及名誉了，开始与同行们争抢顾客；为了车，他拉包月中受尽了杨先生一家的气；为了车，并不是为了生活而生活的他违心地接受自己并不喜爱的女人虎妞，“什么娘们儿不可以要呢？况且她还许带过几辆车来呢”⑦。 洋车成了祥子生活的最高目标，成了他生活的全部，正像地道的中国农民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侍弄与追求土地一样。来自于乡村的祥子生活的场景发生转换，骨子里农民所特有的执拗却没有改变，不论土地还是洋车在祥子眼中都与自己生命是一体的。农民考虑的不仅是当下的生存还要考虑未来，拥有土地是一个保障，拥有洋车同样如此。
　　然而祥子对乡村与城市、对土地与洋车的感情是不一样的。虽然祥子依然还保有农民性格——农民出身及在成长过程中所受的影响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是无论从什么意义上，祥子已经完全把自己曾经生长的乡村抛在了身后，乡村与土地对祥子来说没有半点值得吸引的地方了，“就是让他去看守北海的白塔去，他也乐意；就是不能下乡！”⑧对自己面前的繁华城市，祥子内心世界中则充满了心仪与皈依，“这座城市给了他一切，就是在这里饿着也比乡下可爱，这里有的看，有的听，到处是光色，到处是声音；自己只要卖力气，这里还有数不清的钱，吃不尽穿不完的万样好东西。在这里，要饭也能要到荤汤腊水的，乡下只有棒子面。”⑨城市的文明与繁华，使这个“城市外来者”对其充满了强烈认同感，在祥子的世界中对洋车的渴望与对土地的占有存在差异。对祥子来讲，洋车是城市的象征，就像土地是乡村的象征一样，对拥有洋车的渴望是祥子拼命想获得城市认可，并保证自己能够长期生存于城市的心理体现。当祥子牵着三匹骆驼逃出兵营后，在落足未稳的情况下，他还是把骆驼与洋车联系在了一起，一想至此那种洋车被掠走的阴霾便一扫而光了，“想到骆驼与洋车的关系，他的精神壮了起来，身上好似一向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假若他想拿这三匹骆驼能买到一百亩地，或是可以换几颗珍珠，他也不会这样高兴。”⑩ 城市中没有祥子的父母亲朋，没有属于他的固定工作岗位，而且城市的人事生活屡屡使他的生活受挫，但城市依然对他充满着感召与吸引。在这里，洋车变成了一个符号，是祥子与城市产生联系的唯一中介，舍此，他必将是城市生活的出局者，最后祥子的堕落也在表明出局的可能性。在祥子的世界里，对车的认同已经远远超越了对土地的感情，也就是说，这个由乡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对城市有着一种天然的皈依感，而没有任何对乡村的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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