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喧嚣的文化语境与尴尬的文学史写作
作者：俞春玲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大众传播的广泛参与，文学与市场、媒体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由此，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史写作也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作品进入文学史，对某一时期的文学现象如何进行命名和解读，对某些约定俗成的概念如何进行合理的辨析，对表层的群体如何注意到其内部的复杂性，这些问题都可能受到当时社会氛围、大众媒体的影响，也就是说更多地受到非文学因素的影响。当然，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诞生都离不开外部世界，从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一部作品的真正完成也不能忽略其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因此关注外部世界、对读者反应进行一定的评介是必要的。但值得警醒的是，由于当下的一些媒介运作，受到媒体和读者广泛关注的作品未必是文学性强的，也未必是真正反映时代特征的，即便是“纯文学”刊物和批评家所关注的热点也受到了市场的巨大影响，这就意味着在这种联系之中，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在文学现实与社会现实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裂隙。在当下媒体发达、大众文化兴盛的语境中，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史写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现象的看取
“70年代人”的创作，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即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热切关注和追逐，从最初的命名发展到现在，已有十年历史。作为一个离当下不太近又不太远的文学现象，我们不妨借此来一窥文学批评及文学史写作中的一些问题。
“70年代人”与“70年代后”、“70年代生”指称的是同一个群体。1996年第3期的《小说界》率先推出“70年代以后”，而后《山花》（1998/1）推出“70年代小说”，《芙蓉》（1998/4）推出“70年代人”，凡此种种。《作家》（1998/7）则推出了“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专号”，实际上，在“70年代人”的讨论中也往往只聚焦女作家。一般来说，当下被作为“70年代人”代表的，有卫慧、棉棉、朱文颖、魏微、戴来、金仁顺、周洁茹、赵波、盛可以、须一瓜、叶弥……在这个看似声势壮大的群体中，实际上充斥着矛盾与混乱。
1. 命名的尴尬
对于她们当中的许多作家来说，首先存在着身份归属的混乱。如果说“70年代人”主要是以出生年代为划分依据的话，其中却不乏60年代中期出生的，如叶弥生于1964年。实际上，“以年龄作为划分作家群的标准，是90年代平庸的文学产生的现象。……文学创作和年龄究竟有多大的关系呢？一个30岁的作家和一个70岁的作家在创作的内在精神气质上可能非常相通，有时候同辈作家之间相差却非常大。”以代际作为划分作家群的标准，已经遭到了众多学者的质疑，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下文学批评中仍然延续着这种划分方式，在没有更好的命名方式之前，“80后”又成为一个被默认的模糊群体。
如果说“70年代人”是对90年代后期崭露头角的，大致是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的一种集体命名，主要是以出道时间为标准的话，当下的一些文学批评根据作家出生年代向这一命名的追加现象则又打破了这一标准。被作为“70年代人”代表的这些作家出道有早晚，有的早在1996、1997年即已闪亮登场，有的则在2000年以后才引起广泛关注。无论是2000年才重返文坛的须一瓜，还是2002年才步入文坛的盛可以，她们的作品从主题到风格都与卫慧、棉棉有很大差异，但在某些研究者笔下这些作家还是被混为一谈。比如盛可以，2002年盛可以在《收获》《天涯》《芙蓉》等国内一流文学刊物上都占据了一席之地，因而该年被许多文学评论家称为“盛可以年”，2003年盛可以获得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中性的名字、犀利的语言、泼辣的风格以及低调的作风，使盛可以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个体。作为一个70年代出生的写作者，尽管盛可以错过了“70年代人”最热闹的年头，但却难以避免被划入这个与其创作无甚干系的圈子。
与此同时，这些作家还被划归到“新生代”中。王杰在《大众文化语境下新生代小说的叙事策略》中概括说：“时至今日，新生代已经与寻根派、先锋派、新写实等命名一样，被中国的当代小说史所记录。就笔者的阅读视野而言，其成员大致包括韩东、朱文、鲁羊、李冯、李大卫、刘继明、何顿、毕飞宇、李洱、刁斗、述平、王彪、邱华栋、东西、鬼子、丁天、徐坤、林白、陈染、海男、张欣、卫慧、棉棉、叶弥、周洁茹、程青、朱文颖、金仁顺、丁丽英等，而且尚有不断壮大之势。”用施战军的话说就是：“只要是青年作家，而且他的写作与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有所疏离，都有可能被扯入其中。”对于他们来说，同时跻身于两个群体，与其说是幸运不如说是悲哀。尽管这些作家的年龄层次、作品内容、文本风格都有差异，但在某一点上的相同使他们被拢在一个大旗之下，而这面大旗的阴影模糊了作家的本来面目，遮蔽了一些更有意义的特色。晓华也曾指出这种弊端，她认为：“在讨论江苏新生代作家时，人们也习惯地说叶弥、朱文颖，其实这两个人也没有相似之处。这种动辄大而化之的捆绑式阅读与批评在今天这个浮躁的文学时代极其流行，所以尤其要加以辨析。”
2. 典型的取舍
“70年代人”在各类文学评论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当属卫慧、棉棉，由于她们的频繁亮相，很多人在一想到“70年代人”作家时，就会想到她们的形象，并且一谈到她们，就会唤起“美女作家”、“身体写作”这样的联想。卫慧、棉棉的崛起，无可否认是借助了媒体的炒作。卫慧在《上海宝贝》发行中的出位宣传，将出版社和编辑送上了风头浪尖，自己则在海内外瞬时名声大噪，而其作品也一下子洛阳纸贵了。在这样一个喧嚣的时代，文学批评之所以广泛地注意到卫慧、棉棉，跟媒体的炒作、大众的狂欢是分不开的。
媒体的这种庸俗的、嬉戏式的、夸张化的关注，也影响到了文学评论界，某些批评家对她们的评论也是不够严肃和审慎的。尽管卫慧、棉棉作品的主题在其他同时期作家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她们的文笔也谈不上比其他人高明许多，但这种“盛名”使得她们得以成为“典型”而进入文学史。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大众传播学家拉扎菲尔德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具有“授予地位”的社会功能，它对任何事物的肯定性传播，均能使后者“合法化”，并能使其重要性急剧上升。其实，不只是肯定性传播，即便是否定性传播，也照样会提高其重要性。当下某些写到卫慧、棉棉的文学史尽管没有给她们过多正面的评价，但至少使她们的名字得以留存在文学史之中，而同时期一些文学成就更高的作家，则连区区几个字都得不到。这种趋势下，一些更有创作实绩的作家很可能会湮灭在文学史的长河之中了。
卫慧、棉棉的做态被作为重要特征来概括一代作家，近年出版的某些文学史在论述到这个所谓的作家群时，重点分析的作品也是卫慧的《上海宝贝》《像卫慧那样疯狂》。事实上，这个群体中不少作家的作品都写出了异于卫慧、棉棉的非都市的主题和情感，比如魏微的乡村温情书写，须一瓜借案情对人性的深入挖掘，盛可以泼辣犀利的底层写作……但这些作家们复杂、深刻的精神指向，往往被“时尚女性文学”的标签遮蔽了。魏微说：“一个时代就这样被粗暴地界定了。‘70年代出生’，就是酷、做秀、糜烂。几个年轻的女作家成为这个时代最初的代言人，更多的‘70年代出生’被掩埋在这面旗帜下。”作家对归类的拒绝，不仅仅是特立独行的姿态，更多的是对这种现象的质疑与反省。
二、问题的探讨
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首要的出发点便是弄清基本的文学史实。不言而喻，并非每个文学现象都有文学史意义，文学史研究既无可能也无必要穷尽所有的文学现象，这就需要进行选择。什么样的史实能够进入文学史研究者的研究视野，这成为文学史写作的一个初步问题，同时也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大众媒介高度发展的时代，每年登载、发行的文学作品难以计数，研究者必然有一个选择的过程，除了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作家作品之外，很多研究者恐怕没有时间将重要作品一网打尽，因而媒体或者读者的关注有时反而是促使作品进入研究者视野的重要因素，从而影响了研究者对文学史实的辨识，也间接影响着其文学史观的形成乃至文学史的书写。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前面引入“70年代人”这一现象的原因。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