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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嚣的文化语境与尴尬的文学史写作
作者：俞春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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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固然有独立判断的意识，但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恐怕其对文学现象的选择以及文学史观的形成都受到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稍不留神便可能被左右。并且，这些因素与以前的政治因素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们的丰富与活跃甚至更具迷惑性，因此也更易于产生破坏性的后果。由上述现象引发，在文学史写作过程中的辨析文学史实阶段，有两个问题尤其值得重视：
一是对所谓热点的警惕与辨析。在这个商品经济的时代，由于媒体的参与，大众传播影响的加剧，许多文学作品的走红与其说是文学热点不如说是商业热点，诸多概念也由于大众媒体的滥用而变得模糊不清。关于“70年代人”这一群体的混乱，或许不能仅仅指责大众媒体的掺和，实际上某些“纯文学”刊物的编辑、某些批评家也参与了这场共谋。一直以“始作俑者”身份自居的《小说界》杂志副主编魏心宏，在不同场合谈到该栏目创立的问题时指出，推出这个栏目的初衷非常单纯，首先就是为90年代以来“无主潮”、“缺少亮点”、“缺少大突破”的当代文坛推出新人。1998年7月《作家》推出了“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事后该专号的策划者宗仁发（《作家》主编）、李敬泽（《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施战军（评论家）谈起筹划经过时称，它缘起于一次有“密谋气氛”的谈话。虽然在这次谈话里，他们特别推重男作家丁天，称他以优秀的创作为“70年代人”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使不会有太多的人对所有的“70年代人”嗤之以鼻。然而，在最后出专号时，他们仍抛开了他，以清一色的女作家冲击文坛。这种选择很难说没有“纯文学”刊物求发展的市场化考虑。可见，人为地制造亮点、热点，甚至不惜偏颇，是这一现象缘起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然而，当这些编辑、批评家本着对文学的责任，想要挽救这一偏向时，形势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们所能掌控的范围。出版社、网络等大众媒体的迅速跟进，使善于把握机会的某些作家以媚俗化的表演占领了这个舞台。而“身体写作”、“个人化写作”这样一些概念也被滥用，模糊了其本来的意义。对于这样的文学现象和概念，文学批评在谈到这些所谓的热点时就需要不是仅仅停留于现象描述，而要进行一定的溯本清源，否则表面客观的态度既无法对这类文学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而且还会造成文学批评的混乱；在进入文学史的书写阶段时，也应分析并表述清楚其中的非文学因素，对于理解文学史实来说，背景与过程的意义绝不亚于结果。
二是对共性与个性的辨析。文学史不可能包罗一切文学现象，对现象的选择非常重要，同样，对某一流派、思潮特征的概括也不可能涵盖每个作家的个性。对于群体的划分和特征的概括，是认识一个时代文学历程、创作特色的有力方法，但这种普遍特征的总结需要格外谨慎，特别是不能以某个阶段的片面特殊性涵盖历时上的一般性。比如，在谈到“70年代人”这批作家时，批评家最乐于引用卫慧、棉棉的话来显示她们的创作态度和意旨，实际上，这两个人是否真的能够代表其他人还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说最初的喧嚣掩盖了深层的差异，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支队伍的成员发生了变化，当内部的分化越来越明显时，再以吸引眼球的多寡当做特征鲜明与否的标准，或者以一时的特征来涵盖全部，自然不能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了。当前在一些文学批评中存在着一种投机取巧的做法，就是以引起众多关注的某些作家作品的特点来概括同时代其他作家作品，这种概括表面上看来醒目、新鲜，但实际上却并不真正具备概括性，在文学史写作中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与此同时，当下的浮躁环境对文学史观的影响也值得我们注意。文学史观的指引是文学史写作中的另一重要问题，文学史实与文学史观有着复杂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文学史实是促成研究者形成文学史观的基础，另一方面，文学史观又指导着文学史实的选取与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经历了几种不同的文学史观，进化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启蒙的等等，文学史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史的倾向和特色，从纵向上来看这种变化尤其明显。但当下某些文学史写作者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文学史观，许多研究者要么追逐着别人的标准，要么使用着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所谓的标准，更有等而下之者几乎从来不考虑标准不标准的问题。由此，他们无法排除所谓热点的侵扰而随波逐流，也就出现了什么热闹写什么，出现了写事而非写史的情况。
在强调史作者文学史观的独立性与原创性时，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一个问题，即个体标准的合理性。应当允许并且欢迎多元化的评价，但是，当下评论界在注重表达个人观点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一是，某些批评家为了赢得名誉、利益，故意哗众取宠、“酷评”；二是，当下文学评论界大量关注个案的评价中，掺杂了过多的个人主观因素，批评家与某个作家关系的亲疏远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批评和判断（这从现在的种种年度经典选本以及奖项评选中也可见一斑，许多并不优秀的名家之作混居其中）。尽管在受到人情干扰的批评家看来，这种妥协是勉为其难的或者是暂时的，但经典的选择是文学史写作的初始阶段，一方面，我们很难期待有这样选择的批评家会写出客观合理的文学史，另一方面，这种局面也为以后的文学史写作增加了难度和混乱因素。在欢迎批评多元化的同时，是否对于文学本身还应该有一个相对客观而统一的标准？无论在怎样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一些事物的本质特性应该是永恒的，否则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独立意义。
严肃文学刊物在当下的生存的确是艰难的，但这不能成为编辑媚俗的理由；对文学现象做出及时而合理的判断的确是有难度的，但这并不能成为评论者嬉戏式批评的借口；文学史写作的确是与现实环境紧密相关的，但史作者不能因此便丧失应有的警惕。当文学作品的诞生、文学现象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大众媒体的传播，越来越与市场相结合时，文学史会不会更多的成为借力文学作品的思想史，而离文学本身越来越远？唐弢先生本着审慎的态度曾经说过“当代文学不宜写史”，这是对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一种提醒和警告。事实上，不仅沉淀下来的文学史实应该进入当代文学史，那些正处于进行时中的当下写作也非常有必要被及时纳入文学史的视野之中。如果研究者能够运用史家的眼光和标准及时对当下种种现象加以整理和辨析，以独特的、敏锐的历史意识加以概括和叙述，这对于作家、读者以及相关的专业学习和教学无疑都是极有意义的，这样的文学史是值得期待的。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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