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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明灯》导读

作者：顾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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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明灯》在鲁迅小说中并不是特别著名的一篇，但艺术手法新颖，富有现代主义的气息，而思想尤其激进，其中大声疾呼地号召以暴力手段改变现状，这同他先前的小说多带启蒙主义的色彩是很两样的。
　　通过革命来改造旧中国，正是当时正在合作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主张。所以就在这篇小说发表的当时，李大钊同志就曾对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事宣传工作的人讲：“鲁迅先生发表《长明灯》，这是他继续《狂人日记》的精神，已经挺身出来了；你们可以去看看他，请他多多指导青年工作。”（详见刘弄潮1955年6月9日致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的信，转引自荣太之《〈长明灯〉和〈北京民国日报〉》，《鲁迅研究资料》第三辑，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390页）
　　先前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鲁迅相信进化论，寄希望于青年，寄希望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的渐进改革。这样当然比较平稳，不至于伤了元气，但鲁迅也担心事实上恐怕不容易做到，因为顽固的当权者未必肯自行改革，“顾使往昔以来，不事闭关，能与世界大势相接，思想作为，日趣（趋）于新，则今日方卓立宇内，无所愧逊于他邦，荣光俨然，可无苍黄变革之事，又从可知尔”（《坟•摩罗诗力说》）。主动的日趋于新的改革总是比动用暴力来革命为好。鲁迅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思想启蒙上，认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主题即在于此，主人公“狂人”一方面愤怒地“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一方面又多有苦口婆心的劝告，寄希望于“吃人的人”自己改悔，从此做一个“真的人”。
　　此后鲁迅写的小说转向对近代中国冷静的分析和描绘，重点写那些精神上充满了创伤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寄希望于他们的觉醒和进步。后来鲁迅一度稍稍中断了自己的创作，到1924年初，才又回到现代题材小说上来，先后发表了《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等篇，晚年鲁迅自评为“技巧虽然比先前好了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这最后一句话在作者自然有些谦虚的意思，其中也有真实的反思，在这些作品中鲁迅确实没有提到前途和希望：祥林嫂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在世人的冷眼、嘲笑和于事无补的同情中，无可挽回地走向死亡；吕纬甫在一度亢奋以后一蹶不振，倒退颓唐，虽然他并不甘心，终于不能自拔；“幸福的家庭”毫无幸福可言，青年知识分子在“五四”时代美好的理想归于幻灭；在社会上还有许多像四铭、何道统、卜薇园之流的封建遗老遗少兴风作浪……鲁迅用苍劲深沉的画笔勾勒出二十年代前半期中国社会的腐朽和黑暗，作品往往只限于暴露和讽刺，未来在这里很少被涉及。
　　“五四”运动只是开了一个头，反帝反封建，实现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任重而道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正在发展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一时还不可能有太大的成效；中国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仍然是一片黑暗，“首善之区”的北京尤其是如此。鲁迅逐步看出了，像《故乡》的结尾那样只凭进化论就断定有着美好的未来，是相当渺茫的；如果不改换斗争的方法，即使到了水生、宏儿那一代，中国的情形也未必能变得更好。至迟到1925年顷，鲁迅已痛感“青年之消沉”（《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为此他写过一篇散文诗，说自己的进化论式的希望是“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虽然也可以“用这希望之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但“盾后面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野草•希望》）。他上下求索，另行寻找中国革命的新出路。
　　鲁迅此时求索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是他看出了中国必须实行武装革命。1925年4月8日他在致许广平的信中写道：“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是火与剑。”曾经有人认为这不过是鲁迅一时的愤激之谈，当时连中国共产党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鲁迅就更不可能认识到。这种议论并不恰当。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从1924年参加黄浦军事学校开始已经进到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鲁迅作为一位富于前瞻性的思想家，此时也敏锐深刻地认识到军事斗争的重要，正是很自然的事情。“改革最快的是火与剑”绝非鲁迅的偶然想法，证据之一就是在说这句话之前的一个多月他已经写出了小说《长明灯》，其中的革命者——“疯子”，大呼“我放火！”为了吹灭庙里那盏象征着封建传统的长明灯，先前他尝试过许多方法，都失败了，现在他要改变斗争的手段。
　　鲁迅已经挺身出来了！
　　《长明灯》采用一般的全知角度来叙述故事，而不再像《狂人日记》那样用内心独白的形式——那种形式便于大声疾呼地直抒胸臆，而无从细致地描写环境，不利于调动各种手段塑造主人公的形象。
　　吉光庙里的长明灯据说是从梁武帝时就开始点起来的，在太平天国时期都没有熄灭过；又据说如果吹灭它这里就会变成海，人则变为泥鳅……长明灯象征着腐朽的保守的封建主义的传统思想，唯其如此，吉光屯沉沉如死，“这屯上的居民是不大出行的，动一动就须查黄历，看那上面是否写着‘不宜出行’，倘没有写，也须先走喜神方，迎吉利。不拘禁忌地坐在茶馆里的不过几个以豁达自居的青年人，但在蛰居人的意中却以为个个都是败家子”；然而读者分明可以看到，那几个青年——三角脸、方头、阔亭、庄七光——其实也全是思想陈旧的人物，他们的事业无非就是千方百计地保住长明灯，不让“疯子”去吹熄它。“以豁达自居者”尚且如此，其他人就不用说了。
　　在这样思想完全僵化了的吉光屯里，要吹熄长明灯谈何容易。“疯子”上一次的行动就失败了，败于上当受骗。据熟于掌故的灰五婶回忆，那一次他“发过一回疯”，“他那时也还年轻呢……一见人总和他们商量吹熄正殿上的长明灯。他说熄了便再不会有蝗虫和病痛，真是像一件天大的正事似的。”“疯子”的父亲是个不相信菩萨的人，他并不管束儿子，更不肯将儿子锁起来，结果人们采用灰五婶的丈夫（那时他还没有死）出的主意，将长明灯用厚厚的被子一围，漆黑漆黑的，领他去看说是已经吹熄了，“疯子”以为目的已达，就算了。其间不知道又过了多少年 ，这一回他却又“发作”起来。
　　此中的经验教训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后来说过的一段话：“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他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他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他自己却是决不妥协的。”（《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用厚棉被一围之类就是旧社会让革新者“疯子”妥协的好办法，所以直到现在，青年顽固分子三角脸对这个办法还不胜感叹佩服之至；以态度强硬著称的另一个青年顽固分子阔亭本来是主张干脆除掉“疯子”的，到后来也承认采用欺骗手段乃是更可行的妙法，并且立即付诸实施。
　　然而“疯子”已经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不再上当受骗。鲁迅写道——
　　
　　“你还是回去吧！倘不，你的伯伯会打断你的骨头！灯么，我替你吹。你过几天再来看就知道。”阔亭大声说。
　　他两眼更发出闪闪的光来，钉一般看定阔亭的眼，使阔亭的眼光赶紧辟易了。
　　“你吹？”他嘲笑似的微笑，但接着就坚定地说，“不能！不要你们。我自己去熄，此刻去熄！”
　　
　　老一套的骗术不再管用，“阔亭便立刻颓唐得酒醒之后似的无力”。不仅如此，“疯子”这次对于方头“吹熄了灯无用”的高论和阔亭“你没有法子”的威胁都坚决地加以驳斥，他严正而沉静地提出新的主张：“用别的法子来”——“我放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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