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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明灯》导读
作者：顾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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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子”再一次出来战斗了，现在他的水平已经比上一次大为提高，思想更加坚定成熟。他“闪烁着狂热的眼光，在地上，在空中，在人身上，迅速地搜查，仿佛想要寻火种”。“疯子”要诉诸暴力，于是就把阔亭、方头、三角脸、庄七光之流吓坏了，他们气急败坏地叮嘱看庙的老黑把庙门关紧，赶紧商量对策去。革新和守旧两派的斗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在“疯子”伯父四爷的客厅里，以郭老娃为首的封建势力决定用暴力手段对付“疯子”，将他囚禁在庙里的一间房子里，并很快付诸实施。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情节，至少在中国，首先采用暴力手段的历来是反动的当权者，于是革命者也不得不诉诸暴力。
上一次“疯子”受骗后就不再“疯”了；这一次则不同，他虽然身陷囹圄，却仍然高呼“我放火！”他“一只手扳着木栅，一只手撕着木皮”，悲愤而坚韧地坚持斗争。他终于认清了，暴力革命乃是唯一可行的手段。这原是万不得已、非常必要的事情。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远没有想到“放火”，他的斗争手段是说理，诉诸人们的理性和良知。在他看来，一部中国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大家“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现实如此严峻，而解决之道却很简单：只要大家去掉“吃人”的心思就行，“去了这心思，放心做事吃饭睡觉，何等舒服。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只需跨出去一步就行——“只要转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他苦口婆心地一再对“大哥”等人说，“你们立刻改了，从现在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即使对方反应冷淡，他也毫不气馁，同时又提出一个“救救孩子”的口号来，寄希望于“没有吃过人的孩子”。
只要大家去掉吃人的心思，世界就会变好，“人人太平”——这是启蒙主义思想；寄希望于下一代，以为到了“没有吃过人的孩子”长大以后世界就会变好——这是进化论的思想。《狂人日记》燃烧着炽热的反封建的热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而这篇小说的思想底子无非还是启蒙主义和进化论。曾经有人认为《狂人日记》里有共产主义思想，又有人说，启蒙主义和进化论虽然都有，但并非鲁迅此时思想的主流，鲁迅乃是社会革命论者。这些说法恐怕都不符合作品的实际，也不符合鲁迅的自我评估。鲁迅明确说过，当年自己“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在另一篇文章里鲁迅分析“五四”时代许多作家的思想道：“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且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引》）这也正是鲁迅本人当时的思想。至于前期鲁迅的进化论思想，更是人们熟悉的了，后来他为了驳斥杜荃之流的攻击，直陈自己“无论在小说中，在短评中，并无主张将青年‘杀，杀，杀’的痕迹，也没有怀着这样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三闲集•序言》）。“五四”时代的鲁迅，情形确实是如此。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鲁迅不是自闭于象牙之塔中的高人雅士，也从不沉溺于苦思冥想，也不热衷于制造理论体系，他的眼光始终面向着实际。即使在相信启蒙主义和进化论的时候，他也早已明白无误地看出了现实生活当中有着与此不和谐的东西，并且不惮于将这些反映在自己的创作之中，例如在《狂人日记》里，一个“年纪不过二十左右”的年轻人，迷信“从来如此”便是“对的”，他赞成人吃人。对此“狂人”慨乎言之道：“他的年纪，比我大哥小得远，居然也是一伙，这一定是他娘老子教的，还怕已经教给他儿子了。所以连小孩子也都恶狠狠地看我。”鲁迅虽然将责任归结到“娘老子”那一代身上，但他也并不无视青年人当中有情况比较复杂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笔下的狂人用“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这样疑似的语气来寄希望于未来，鲁迅思想中的内在矛盾或者说可发展的基因已经可见端倪了。
在另一篇小说《药》当中，又有一个“二十多岁的人”跟在“花白胡子”之后大发其反对“造反”、攻击夏瑜“发了疯”的言论。鲁迅写这类人物特别提到他们的年龄，显然是充满了悲愤的。他认为这种事情是不应当发生的，是不正常的；然而他绝不忽略这种“居然”发生了的事情。事实上正是这一类活生生的事实不断地促进鲁迅对中国问题做更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并与时俱进地得出新的结论。所以夏瑜在狱中还不疲倦地向红眼睛阿义等人进行民主主义的启蒙宣传，而阿Q尽管很落后，对革命有种种想入非非的误解，却直觉地认识到必须有“板刀、钢鞭、炸弹、洋枪、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而且他又认识到既然百里闻名的老举人害怕革命，那么自己就当然拥护革命。阿Q有农民的质朴甚至是愚蠢，但他绝没有知识分子式的空想。鲁迅对于这后一方面显然是重视的。如果能把这样的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走上真正的革命道路，那是何等的好啊。
鲁迅一方面相信启蒙主义和进化论，一方面又怀疑它们，一时找不到新的出路，于是彷徨求索，奋斗了多年；到写《长明灯》的时候，鲁迅终于摸索出一点新东西来了。
他看出了启蒙思想的作用并不如先前想象中那么大。吉光屯的“疯子”曾经热情地从事思想启蒙，“一见人总和他们商量吹熄正殿上的长明灯。他说熄了就不会有蝗虫和病痛，真是像一件天大的正事似的”，而结果却是“全屯动了公愤”，他的启蒙运动宣告失败。所以这一次他另辟蹊径，带着“悲愤疑惧”的神情去叫门，打算“自己去熄，此刻去熄”，叫门不开，就准备“放火”。当他提出这样的非常激进的主张时，态度是沉静的。从悲愤疑惧到沉静，表明他的思想成熟了。闲话休叙，准备动手——这种貌似偏激的态度，却正反映了鲁迅本人思想的重大变迁。
鲁迅也不再无条件地寄希望于青年。在《狂人日记》和《药》里面，落伍的青年人都是个别的、特别予以指明的；而到《长明灯》不同了，一开场出现在灰五婶茶馆里议论纷纷的全是青年人，而他们所议论抨击的“疯子”倒是上了一点年纪。灰五婶说，“疯子”上次发作，“他那时还年轻呢”，那时阔亭庄七光等人“都不过是小把戏呢，单知道喝奶拉屎”，到现在才成为所谓“以豁达自居的青年人”。当然，《长明灯》里主要的顽固分子、决策人物，还是“年高德劭”的郭老娃和“疯子”的伯父等人，而阔亭庄七光之流同他们声气相通，甚至态度更为强硬。这样来处理人物，表明鲁迅已经对“青年必胜于老年”的进化论公式颇为怀疑。鲁迅当时在一封信中写道：“有些人物——甚至于是青年——的论调，简直是和戊戌政变时候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华盖集•通讯》）
还有一点也很值得注意，阔亭等人不仅年纪比较轻，而且社会地位也并不高，他们走进四爷家去献策，还是“第一次走进这个不易瞻仰的客厅”，而“疯子”倒是出身于上流社会，他的祖父捏过印把子，做过实缺官，他的伯父是当今吉光屯上层社会的主要代表——然而他并不同他们一气，倒是一心要吹熄那长明灯！在中国的革命事业中，最早觉悟的乃是知识精英，他们往往出身于社会的中上层。
《长明灯》的结局是“疯子”被关押起来，长明灯继续长明。鲁迅敢于面对现实，没有在作品最后拖一条廉价的光明尾巴。事实上，怎样才能毁灭旧中国这“黑屋子”，鲁迅自己也不是十分清楚，“火与剑”说起来好办，真正实行就不容易了。当时的现实生活还没有提供武装斗争成功的事例。现实主义者鲁迅决不把那种只有在未来才可能出现的局面硬塞进自己的作品。
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赵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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