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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与文学的情欲大战
作者：陈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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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影片花了那么重的笔墨描写他们的性爱情景，那就仿佛真就是通过“阴道”的爱情起了作用，王佳芝爱上了易先生，结果放易生路，自己和其他五个同伴丢掉性命。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王佳芝的爱情依然是不确定的，一个女子卷入这场暗杀，这本身就是个人冲动和历史荒谬相混合的事件，即使是身体的奉献，王佳芝也是不由自主地卷入，既是任务，也是男女情境使然，她始终并不完全认同这样的关系。她与易交往的那些场景，半真半假，似真如梦，只是在那个购买大钻石的现场，她才猛然间意识到自己可能爱上了易，王佳芝看着易先生，小说写道：“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 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同时意识到爱情的发生，而且要做出对一个人的生或者死的决断，这对于一个女子无疑是过于艰难了。在这样的场景中，爱情是真也没有意义，因为，如果离开这个场景这个时刻，理性有可能重新回到王佳芝的意识中，她会作出更为恰当的判断。但问题在于，就在这样的时刻，她要做出杀人的决断。张爱玲的令人惊异之处在于，王佳芝是在这样的时刻意识到“易可能真的爱她”，就在她参与的暗杀要行动的时刻，她意识到这个问题，这就是巨大的悲剧性的反讽了。他们的爱情只能是一个错觉，当然也是一个错误。
小说中所有这种关于男女情爱的复杂性都无法复现了，李安抓住的或许就是那句话“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这才下足功夫要用那七分钟来做底，给予王佳芝爱情一个理由，也是给她放走易一个理由。
对于李安来说，就靠这七分钟了，电影图像就靠这视觉冲击心灵了。
说这七分钟重要吗？也重要；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剪去也不影响剧情，也未尝不可。说这七分钟是追求视觉刺激也有可能，这是当今视觉文化的大潮所致，消费社会就是追求感官解放，这股解放的潮流汹涌而至。现在讲男女情爱的电影，没有强烈的感官效果那是对观众交待不过去的。仅仅靠思想深厚看来是不够了。感性解放潮流的现代源头可追自尼采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精神，那是狂放不羁的身体哲学。巴塔耶显然是真正实践和发挥了尼采哲学的这一方向，他才会极端沉醉于感官的写作，而且把最具肉体情色的书写与宗教神灵结合在一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人马尔库塞把感性解放理解为艺术的任务，并且是人类精神解放的最生动的体现。这些哲学方面的解放思想，最终的结果要由大众传媒文化来实现，特别是影视和音乐，也是图像艺术和声响艺术，借助后现代电子工业，把后现代时代的感性解放推到极限。李安之“纵情声色”，实在是这种后现代文化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的某种体现，也是华人影视文化对西方感性解放潮流的回应。尽管说李安做的电影完全是西方化，但用于表现华人的历史和人性，那总是打上了某种中国文化印记，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质，这种特质过去总是以比较含蓄的方式表现出来，特别是在关于身体叙事方面克制有加。现在，发展到今天，中国文化的含蓄的限度也有所开启，也要汇入感性解放这一潮流。
情色在这部电影中还并不是噱头，也并不是表面化地呼应感性解放的潮流。情色在这里用于探究女性的心理、意识以及命运与“性爱”到底有多深的关系。王佳芝为一时的豪情冲动以女子之身献于民族大义，为了取得与男人交合的经验，她献身于同党男子梁润生。在小说中，王佳芝因此遭到同伙们的冷落，一个女子的勇敢与选择，并未获得尊重，这是重要的细节，王佳芝后来与易的性爱能在她身上留下烙印，与此有关。但影片却没有表现。女子的命运如此，都因与“性”相关。然而，不与“性”相关，女子的行动又如何神奇呢？王佳芝终究与易先生搭上关系，两人的性爱扭曲变形，那是承担着历史谬误的性爱，也是人性难以解脱的挣扎。历史、政治、人性在那样的时刻奇怪交织在一起。但身体却是最实在的，李安的影片试图解释：女人也只有在那样的时刻，超出了历史和政治。
张爱玲才能在她的这部小说里说出那么精辟而极端的话： “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过胃”， “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 虽说借用的是谚语或是什么学者的话，王佳芝未必明白，张爱玲也未必全然赞成，但张爱玲肯定是想过这样的问题，她至少有一些同意这种说法。如果不是张爱玲，一般女子，打死了连想都不会想这样的问题，当然更不可能明着说出来，半信半疑地让人去琢磨（当然也没有男人敢这样放言）。或许如此极端的言论才点出事物的真相？或许这就是那篇小说的文眼？李安的电影就是要抓住这个文眼？那七分钟，露骨的情色性爱，才会在女人身体和心灵上烙下印记，以至于在那个关键的时刻，不愿意让那个穿过自己身体的男人死去。女人的性爱在如此特殊的年代被投入历史/政治，又试图以自身的力量超出政治/历史。这是性爱的胜利吗？是女人的胜利吗？王佳芝终于为此付出了代价，她献出了年轻美丽的生命。“性”最终成为女人对自身的嘲讽。但是，这里依然有抗议之声溢出：为什么女人只有身体，而且女人献出身体还是无济于事？女人不属于历史，也不属于政治，但历史和政治，支配了每一个人的命运，每个人都不得不承载责任、任务和献身，这就是现代中国历史中的个人之悲剧的症结。
如此说来，那七分钟却是相当要紧的了。那是一个年轻女子试图驾驭现代历史/政治的一个英雄主义的时刻，又是女性现代悲剧史的全部缘由。这是身体的政治学，中国现代历史的悲剧性意义的全面概括。李安就这样把一个文学文本中未定的复杂意味，简化为身体的激烈行动，让身体决定大脑及其行动。
张爱玲的小说和李安的这部电影让人想起20世纪70年代的一部英国小说《针眼》（the eye of needle），作者肯•福莱特（Ken Follett ）因为这部小说风云一时。《针眼》一俟出版就博得好评如潮。被认为是一部“最好的写二战的间谍故事”（《出版家周刊》），《时代》周刊、《纽约时报书评》对其赞扬有加，短时间内被译成30多种文字，销售量达1000万册以上。1981年被Richard Marquand 搬上银幕，同样让观众痴迷不已。这个故事讲述二战期间，受希特勒赏识的德国间谍费伯（代号“针眼”）发现了二战中最大的秘密。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真相被费伯识破，他要设法把情报送到德国情报部门。费伯送情报途中遭遇天气变故，流落到露西居住的荒岛上。露西这个美丽的女人同样红颜薄命。她的丈夫戴维即将成为飞行员，却在新婚那天车祸中失去了双腿。他和妻子露西避到荒凉的“风暴岛”上居住。戴维始终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与露西的感情难免常常摩擦，内心的隐痛使他们渐渐淡漠。直到某天，送情报途中历经艰难的费伯带着满身伤痕出现在露西门前，这两人干柴烈焰，迅速坠入情网。然而，戴维发现了费伯的秘密，并试图杀死费伯，却反遭费伯杀害。关键的时候，费伯却没有杀害露西，结果死于露西枪口之下。一段异国男女情缘，在战争年代演绎为生死之敌，老牌的间谍死于情人之手，而露西捍卫了国家利益，却失去了她的爱人。她的撕心裂肺般的痛哭，也无济于事。他们的爱被置入历史政治中，它不得不是一个错误，一个错误的爱只能有一个错误的结果。
张爱玲当然不可能受到福莱特的影响，但这部电影相信李安是知道的。《色•戒》的故事与《针眼》也相去甚远，只是战争年代男女之爱卷入敌对是非这一点二者有共通之处，且《色•戒》是女人心软，《针眼》是男人手下留情。结果都死于对手。在张爱玲的描写中，她要表达出女人之爱如何暧昧不清，一旦被外在的历史政治、责任任务裹胁，它就变了质。张爱玲也试图表明，女人的爱欲具有身体性质，它与个体的生命本能融为一体，它也有可能超出责任和利益，但这一切只是在一个紧迫的情境中女人的体验，而且也是女人的困境，女人最终无力承担这些。在《针眼》里，费伯或许是男人的品性使他下不了手杀害一个给过自己爱的女人。王佳芝的心理要复杂得多，她在易先生这里获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电影有相当细腻的刻画，易先生的那种压抑怪戾的情欲，其实也投合了她内心的情欲焦虑。她身处于那样的困境，心理和肉体都遭受着奇怪的分裂，他们的爱欲陷入了政治的沟壑，他们在里面挣扎，他们几乎就是两个同病相怜的人（仅仅在情欲的本质意义上），他们都从颇为变态的情欲中找到一个压抑的宣泄机制，在王佳芝那里，那是年轻的冲动、历史的重负、国家的责任加诸她身上的压力，这种压力随着任务的临近，变得愈来愈大，使她几乎就是身处险境。在这样的时刻，决断就是性命攸关的事。这样的时刻决断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决断。当然，张爱玲的小说描写的那种暧昧与复杂，在电影里就变为强烈的视觉刺激，变成身体剧烈的变态的动作了。电影要靠王佳芝那几个眼神，那么细微的表情要传导内心活动几乎不可能，李安的电影要在这样的时刻作出重大的决断，只有靠过去的床戏的铺垫了。那就是另一种情爱，那就只能是镌刻在身体上的情爱了。在那样的时刻，她左右摇摆，那是使命与身体直觉在搏斗。只是那一时刻，直觉和女人的本能占了上风——那是通过女人肉体深处的情欲记忆，情欲通过身体铭记在女人的心灵上，也铭记在本能中，它促使王佳芝用“身体”作出决断。这是超出理性，超出利益和责任的决断，当然也是超出历史和政治的决断。在这里，情欲战胜了责任，也篡改了文学。
它当然只能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的决断，对于王佳芝如此，对于李安也是如此，电影告诉公众的，就是如此简单而草率的真相。
当然，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也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叙述。对于李安来说，情欲的情节在这部电影中就显得颇为要紧，那些身体扭曲就成为他们心理、精神和命运扭曲的隐喻和外部显现，没有这些扭动身体，没有身体的狂歌乱舞，那种始终压抑的内在悲剧性就不能爆发出来。就不能在身体和心灵上重新镌刻绝望的印记。电影艺术的力量现在就总是产生在这样不可思议的时刻，这里已经不能在敌意、在可计算的利益的层面来思考，也不能在我们业已确认的那些宏大概念的框架中来理解，而是在超出所有被规划的概念的界线之外，去体验人性的极限，去体验生命之不可承受的失误，去感受命运深渊般的失落。在这样的意义上，不管对于女人还是男人，情欲就是毁灭，就是复活，《色•戒》就这样复活了人性最深处的本质，人性甚至野心勃勃要战胜历史的是非。
（责任编辑：吕晓东）
E-mail:lvxiaodong8181@163.com
陈晓明，著名文学评论家，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先锋派文学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等。
主要著作有《解构的踪迹》《表意的焦虑》《无边的挑战》《不死的纯文学》等15部。发表论文评论300多篇，300多万字。
2003年获“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评论家奖，2007年获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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