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不能忽视的两个“细节”
作者：陈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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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的是一篇爱情小说，哪怕是有爱情解读的可能性存在，让我们想象一下，会产生怎样的结局呢？或许只有当我们试图进入特定历史情境之中，才能更深地理解某种行为背后的思想逻辑和行为逻辑。一九四九年前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这不仅是改朝换代的政权更替，同时也是一次意识形态话语的全面更迭。毛泽东在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初期一系列文章中阐述的历史图景和文化（文学）观念，从四十年代初期延安整风提出的‘工农兵文艺’到一九四九年七月北平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终于形成了一种全国性体制化规范力量，事实上也是‘惟一’的规范力量。”③文艺体制的“一体化”，使得作家创作受到了更多的约束，文学必须为政治、社会服务，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必须歌颂新人、新事、新风尚，抒发高昂的时代情绪成为作家的首要任务和必然要求。在这种情势之下，爱情甚至有爱情嫌疑的创作都将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来自读者群的谴责，甚至政治的批判。倘若作品可以被从爱情的视角来阅读，稍有文学史常识的读者都会不难想象到作者那种不堪承受之压！孙犁的短篇小说《碑》就曾因触及爱情受到批评，在创作这篇小说不久之前，又被批评为有“小资情绪”④，作者又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再来涉足爱情？或者正因为此，作者设计了前文提到的两个细节，让“袜子”被“奔腾的黄水”冲走，斩断读者心中可能产生的“袜子”与爱情的联系，抹去可能产生的爱情想象；在结尾顺便交待当年的女孩子早已为人妻、为人母了，可见“我”对她的怀念，就是因为她的美好和进步，绝没有什么个人的情愫。两个看似“多余”的细节，在文中得到特别观照，有力地阻止了读者的思绪旁逸斜出，把读者的思绪牢牢圈定在军民鱼水情这样正当合理的、新话语规范允许的范围之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理解作家的良苦用心！
由此观之，小说中的这两个细节并非“多余”，更不是“败笔”，而是作者精心设计的结果，是作家为了防止读者“误读”从而使小说符合当时新的文学规范的一种策略。这篇小说诞生的背景已经成为历史，让我们重返历史去更好地理解这篇作品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真正应该处理的是，作者在不经意的自然写作中所做的，和他觉得“必须”做的，这两者之间的“缝隙”所呈现的丰富内涵。自然，我们首先会想到，文学形态的“一体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新政权的建立对社会的发展无疑是极大的促进，是天大的喜事，但对作家而言却复杂得多。文学话语的“一体化”（我们姑且不谈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种种弊端），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作家的创作思维，使创作局限在特定的题材和主题范围内，影响了文学创作的发展；而且，体制化本身的暴力性因素，极大地挫伤了作家的创作激情，对文学生产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翻一下文学史就会发现，解放初期，不仅是茅盾、巴金、曹禺、沈从文等来自解放区的作家，面对“一体化”哑然无声，就算是丁玲、甚至赵树理⑤等来自解放区的作家也都有些无所适从。只有看清文学的“一体化”的影响，我们才可以更好地理解建国初的文学现状，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的作品。这也是理解本文所谈的两个“细节”的关键所在。这样说是否意味着取消了作家在新的话语规范中的作用了呢？当然不是。新政权及其话语规范的建立，对作家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同时，新的时代，作家也迫切渴望要表达新的东西，也会不断地向自我挑战。这就涉及到作家如何适应并参与新的话语规范的问题，这是一个摆在作家面前的相当困难的问题。从符号学的立场来看，文学文本是作家运用语言符号建立的二度符号体系，作家总是试图利用个人经验，并最终指向个性化经验世界。作家要表达新的时代，适应新的话语规范（从当时来看也必须适应），就是对既往经验的挑战，需要有新经验、新体验，否则就无法创作出符合新规范的作品。但是，新经验、新体验并非一蹴而就的，需要时间来酝酿，更重要的是，作家新的体验是否能符合新的规范。因此，至少是在文学转折期，作家往往求助于既有的经验世界，通过增、删、改等手段和方法，让作品表现新的含义，使之符合新的话语规范，这就类似于“旧瓶装新酒”。就像孙犁，进城后，生活相对稳定，但人际关系的种种隔膜、冷淡感却又困扰着他，形成一种新的焦虑。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新体验，但这能写进作品吗？显然不能。这样他就不得不借助既有的经验。借着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余风犹烈”的革命风尚，他写了不少富有感染力的动人的作品，如，《石猴》《吴召儿》《秋千》《小胜儿》《正月》《女保管》等小说。《山地回忆》也是作家旧经验的表达，但在处理男女主人公的关系时，在指向个性经验过程中，作者无意识间流露出生活经验中浪漫的一面。⑥尽管读者并非会拿作家的生活经验来比照作品，作家还是担心读者会从中读出浪漫来，为极力避免与新话语规范的冲突，设计了两个看似“多余”细节来“纠正”，这正是作者适应新的文学规范的暂时性策略。孙犁毕竟有“余风犹烈”经验世界，还能够借助“旧瓶”装“新酒”，没有类似经验的作家将如何适应新规范就不难猜测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沈从文创作的中断，茅盾、巴金等的沉默，艾青建国初期诗歌创作的尴尬⑦等文坛现象就不难理解了。这或许正是《山地回忆》的两个“细节”给我们的又一启示。
(责任编辑：吕晓东)
① 孙 犁:《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孙犁文集》第4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19页,第620页｡
② 《奇风异俗(怒族)羊毛袜子与爱情》,http：∥travel.yninfo.com
③⑤ 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第291页｡
④⑥ 郭志刚､章无忌:《孙犁传》,时代书城网http：∥www.mypcera.com．
⑦ 艾青在建国初写过“杨家有个杨大妈,她的年纪五十八｡身材长得很高大｡浓眉长眼阔嘴巴”这样的诗歌｡参见程光炜《论艾青､田间五､六十年代的创作》,《 中外诗歌研究》,2000年第1期,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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