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不能忽视的两个“细节”
作者：陈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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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好的作品，总是让人回味无穷，不断给我们提供新的阐释空间，让我们产生新发现的喜悦和快乐。孙犁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发表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的短篇小说《山地回忆》，就是这样一篇历久弥新的佳作。不知从何时开始，重读经典成为一种时尚，成为文学研究新的视角，在此，本人无意追赶潮流，也并非故弄玄虚，写下这个标题，是想陈述前人在解读这篇作品时忽视的两个“细节”（这里不是指细节描写，而是指文本中的“符号节”），以便更好地理解这篇“经典”之作。
《山地回忆》是孙犁小说代表作之一。它采用第一人称回忆的形式，紧扣一个小物件——一双袜子展开故事，通过河边“争吵”、做袜子、贩枣、买织布机等日常生活片断，运用即小见大、深情细腻的表现手法，生动再现了在抗日战争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军民间的鱼水深情，揭示了山地人民纯朴真挚的人性美与人情美。很多文学史教材和解读文章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一九七八年九月，孙犁在《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中也写道：“在那可贵的艰苦岁月里，我和人民建立起来的感情，确是如此。我的职责，就是如实而又高昂浓重地把这种感情渲染出来。进城以后，我已经感到：这种人物，这种生活，这种情感，越来越会珍贵了。”我们可以推想，正因为这种真切的生活体验和发自内心的创作冲动，“我”才会自然而然地打开尘封多年的记忆闸门。①
毋庸置疑，从军民关系的角度理解这篇作品的思想内蕴是有充分的理由的，文本中更可以找到证据，毋庸赘言，在此我也丝毫没有标新立异的阐释。但小说中有两处细节，需要我们认真观照，过去一直被我们忽视，这并非小题大做，细节背后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第一处在小说倒数第三自然段：“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我从延安回来，在碛口地方，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一时大意，奔腾的黄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也冲走了那双袜子。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忆，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第二处在小说结尾：“他说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像小时那样，就是喜欢新鲜东西，说什么也要学会。”这两个细节对整篇小说有什么价值，换句话说，倘若删去这两个细节，会不会损伤整篇小说的思想内蕴，对“我”回忆的故事内容有没有影响？首先看看对小说表现的军民鱼水情有何影响。我们发现这两个细节似乎可以略去不写，甚至是多余的。袜子在文本中的意义不言而喻，如果说袜子凝聚着军民情意，或者说是军民鱼水情的象征，那么被黄河水冲走岂不是弄巧成拙吗？何如保存这双袜子，时时怀念山地人民的哺育之恩？第二个细节“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仍然“喜欢新鲜东西，说什么也要学会”，更是与军民感情无关。然后我们看对故事内容有何妨碍。小说故事围绕“袜子”展开，“袜子”被冲走还是保存只是作家终止故事的策略，表明“我”回忆内容的完结。如果说因“袜子”引发的故事令我难忘，“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忆”，何必安排被水冲走这一结局呢？就算要安排一个结局，“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这不是更好的交待吗？难道我们会去纠缠那双“袜子”后来到底到哪里去了吗？结尾的交待更是多余，与回忆无关。或许有人说“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啦，依旧“喜欢新鲜东西，说什么也要学会”进一步丰满主人公的形象。难道在“我”的回忆中“妞儿”的形象还不够完美吗？她的爽快、率直，甚至还透着点泼辣；她的开朗、质朴和自然；她的真诚、无私和善良；她的勤劳、要强和聪慧……我们读后分明感受到一个伶牙俐齿而内心火热、纯真鲜亮的山地女孩，活脱脱地站在我们面前，她的周身闪烁着农村女性特有的人性美与人情美的光芒！这还不够让“我”难以忘怀吗？由此可见，这两个细节真是“赘疣”！难道真的是作者一时失误留下了败笔？还是作者的意图我们没能领会？让我们从文本中寻找答案吧。
同孙犁的其他作品一样，《山地回忆》也是一篇清新隽秀的诗意之作，问世以来给读者带来了难以言说的审美期待。这种诗情画意，得益于作品中的许多“留白”技巧，它们给读者提供了不尽的审美想象空间。小说叙述的故事其实很简单。“我”早晨到村前的小河边砸冰洗脸，碰到在河边洗菜的一位十六七岁的“小姑娘”，紧接着是一段“争吵”，然后她看到“我”在冰天雪地里没有袜子穿，她便说：“我给你做。”接下来就是“我”和她一家的“亲密”交往。作者在文本中有意无意略去了两个人的性别、年龄等因素。比如“妞儿”这个名字，是这么简单、普遍；甚至妞儿的长相，只有一句“在她笑着的时候，她的整齐的牙齿洁白的放光”。但这些丝毫不妨碍我们对妞儿的美好想象。在人物身份关系的设置上，作者突出强调的是军民关系。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对两个人情感关系的想象。
“我”的八路军身份，使得妞儿和“我”的亲近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但是仅靠政治身份如何能取得陌生人的如此信赖，甚至拿出仅有的一点“给她爹做双袜子”的布？要知道这布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得来的啊！当然这里反映了军民不一般的关系，但仅凭这种关系（而不考虑对“我”的“好感”）她就如此爽快的许诺陌生人还是值得怀疑的。再看看妞儿发现“我”没穿袜子后（妞儿显然对“我”观察得很仔细）两人的对话：
“不会买一双？”女孩子低声说。
“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我说。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女孩子的话，一开始仿佛在试探，进行得很“慢”，低声的询问没有了先前的泼辣，隐藏着关切，充满了柔情。等她知道了明确的答案，节奏突然变得很“快”。“我”可以帮你做，“我”家在什么地方，“我”有布(也愿意给你使)，然后就走了，仿佛不容对方考虑，仿佛是怕对方拒绝——事情就这么定了！再联系女孩子前面的话。她关于真假“卫生”和刷牙的一番“宏论”，仿佛异峰突起；她“不穿袜子……也是卫生吗”的责问，又一下子把剑拔弩张的气氛消解成融融暖流；“我给你做”的诺言恰似春雷震响，把谜底一下亮出——原来她对“我”的一系列“攻”，全是为了寻找机会与这萍水相逢的八路军战士找话交往。这似乎不能仅仅从军民关系的立场来解释吧？等到“我”真的前往时，女孩子的话也很有意思“你这人倒实在，叫你来就来了”。从这里，我们看不出一点不欢迎的姿态，相反倒是期待，那种娇羞的情态（可能隐藏在快言快语中，却能感受到），令人回味无穷，浮想联翩。小说后面还有这样一段：
一天，大伯说：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怎么沾了我的光？”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
我笑了。女孩子说：
“沾他什么光，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了！”
从“大伯”的话中，明显可以看出女孩子对“我”非同一般的“好”。女孩子的回答更是有趣，“沾他什么光”和后面的话显然是不着边际，明显在故意岔开话题，转而又说“我”该给他们干活，这样就能体现人民对八路军战士的支持、关爱？在“罚”“我”做活的言语之间，一腔“爱”意欲盖弥彰。
从以上的文本分析中，在对话的字里行间，我们分明可以发现“我”和妞儿之间潜藏在心底、遮遮掩掩但又若隐若现的“情愫”。不惟如此，从读者反映视角来看，“袜子”是故事的一条线索，也可以说是妞儿和“我”之间发生进一步“亲密”关系的纽带。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中，年轻女子亲手给非亲属男子（虽然文本没有交待，我们自然想象得到是个青年八路军战士）做袜子甚至送袜子，意味着什么？妞儿一针针、一线线，密密缝了四天，其间会给我们怎样的关系想象？这一点我想不用多说。在我们的经验习俗中，袜子的这种情感隐喻可能并不如玫瑰与爱情那么明显，但在不同的区域情况就不一样了。在云南贡山独龙族自治县，袜子是妇女爱情的凭证，是姑娘传递情思的信物。②当然，妞儿不在云南，“此袜”非“彼袜”，妞儿做“袜子”是八路军缺“袜子”，不能拿“爱情”来玷污军民关系，这当然有道理。不过结合上面的文本分析，再联系“袜子”的“爱情”因子，我们是否可以从传统的爱情观来阅读这篇小说？客观的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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