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跨文化的“万里长城”
作者：曾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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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任何历史的叙述都有自己的叙述立场和叙述角度。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情形与奥匈帝国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譬如其专制统治、政治腐败、经济衰落等；而德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则将德国威廉帝国的终结比作大清帝国的衰落。卡夫卡便是在这种背景和心态下接触到各种有关中国的文本，因此他对中国的思考和描写不可能不受到某种影响。卡夫卡对中国当时的各种改革与进步的思想和力量视而不见，注意到的只是失去了效力的皇帝和帝国机构、宫廷阴谋、叛乱和战争、谣言迷信，以及信息闭塞和混乱等等，与这种历史背景便不无关系。
复次，取消历史叙述的确定时间和空间，将历史还原为一种纯粹的叙述。任何历史事件都必然发生在具体的历史时间和空间里，如果对历史的叙述失去了对叙述时间和空间的具体性，那么，它所叙述的内容就只可能是叙述本身，而不可能是历史。
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故事发生的时间混沌一团。叙述者显然不是以编年史的方式来叙述故事的，这里既有秦朝的影子，因为那时“长城的建筑刚刚开始”，并且，建造长城的目的在于“防御北方民族”；又有汉朝的繁盛，明朝的衰落和清朝的腐败。作者有意将具体的历史时间抽空，剩下一片空间的叙述；将中国几千年来建造长城的时期和朝代打乱、混合，从而将历史上的长城消解为历史性的长城。时间的凝固表明了中国历史的止步不前，以及中国现实的封闭、落后，这成了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精神把握，而非历史的描绘。这种对中国历史的精神把握显然笼罩在西方的东方主义者所设置的历史迷雾之中。
小说中的空间是无限的，从北方到南方，从西方到东方，整个中国几乎都包括在内。“我们的祖国是如此之大，任何童话也想象不出她的广大，苍穹几乎遮盖不了她——而京城不过是一个点，皇宫则仅是点中之点。”“我们在千里迢迢的南方，都快到达西藏高原了。”从京城“纵使有消息抵达我们这里，但已经太晚了，早已失去时效了”。正是空间的无限使得帝国的机构与人民之间无法沟通信息，重重阻碍导致了帝国的封闭和落后，而封闭和落后又中断了时间的连续性，使时间凝固为一片沉寂。这样，卡夫卡对历史的叙述便终于远离了历史，变成了一篇关于历史的寓言。
万里长城历来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建构长城就是建构中华民族的精神。因此，卡夫卡以长城为切入点来解读中国的民族精神，并由此探讨东西方文化相互沟通和理解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实在是十分敏锐和深刻的。
关于建造长城的原因，“此乃整个长城建筑的核心问题”，因此，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也就成了卡夫卡小说的中心问题。关于长城的建造，历来被认为是为了防御北方民族，但是，卡夫卡却颇有异议。他认为，长城的分段建筑法表明了其方法和目的的矛盾。“它造得并不连贯，又如何起防御作用呢？甚至，这样的长城非但不能起防御作用，这一建筑本身就存在着经常性的危险。”因此，叙述者认为，长城分段建筑原因众多：
其一，建造长城为的是使那些精疲力竭的建筑者保持信心和活力。“当他们还沉浸在庆祝一千米长城会合的兴奋之中时，就已经被派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了”，“他们第一次看到了他们的国家是多么辽阔，多么富庶，多么美丽，多么可爱。每个国民都是同胞手足，就是为了他们，大家在建筑一道防御的长城，而同胞们也倾其所有，终身报答。”在建造物质的长城的过程中人们已在心灵建造了一座更为坚固的团结奋斗的长城，真正的长城在长城建成之前就已经完成，这便是建造长城的真正目的。
其二，建造长城是为了给同样古老的建筑——“世界七大奇观”之巴别塔打地基。叙述者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在该建筑动工之初，有一位学者写了一本书，对这两项建筑做了详尽而精确的比较”。“巴别塔之所以没有最后建成，绝不是由于大家所说的原因，或者至少在这些公认的原因中没有最重要的那几条。”“巴别塔的倒塌在于基础不牢”。于是，学者断言：“在人类历史上只有长城才会第一次给一座新巴别塔创造一个稳固的基础。”这样，长城便与《圣经》建立了某种联系，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了某种沟通的可能。
其三，长城“分段而筑乃领导者有意为之”。因为，领导者如果真的愿意，他们就会去克服对构成长城连贯而筑的那些困难，而这对于那些领导者，却并不困难。因此，长城“分段而筑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并没有实际意义”，其结论是：“领导者存心要干某种没有实际价值的事——奇妙的逻辑！——一点不假，而且他们还从其他方面为自己找理由。”所以，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重要的就不是如何理解构筑长城的意义，而是如何理解领导者的意图问题。领导者的意图就像多变的河流，你只能理解它对大地的浇灌和滋养，不能理解它对大地的蹂躏和毁坏。
其四，造长城的决策古已有之，并非由哪位皇帝或哪位领导决定的。既然没有北方民族能威胁我们，我们从未见到过他们，“我们永远也见不着他们，即使他们骑着烈马径直追赶我们，——国土太大了，没等到追上我们，他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那么，我们便没有必要为了防御他们而建造万里长城。我们对北方民族青面獠牙、残忍血腥的本性的认识完全来自几本古书里的描写，这是不足为凭的。可笑的是，“那些天真的北方民族，他们还以为这(长城)是为了他们而造的呢，那位值得尊敬的、无辜的皇帝也以为那是他下令造的。”历史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而我们却保持缄默。
其五，分段建造长城还有一个隐秘的目的：即一种精神追求和一种艺术表现。因为，“人的本质说到底是轻率的，天性像尘埃，受不了束缚：如果他把自己束缚起来，不久便会疯狂地猛烈挣脱束缚，把长城、锁链以及自身都扯得粉碎。”既然长城的分段修建留下了无数的缝隙和缺口，既然修建长城无益于防御北方民族，那么，“天性像尘埃”一样的人为什么要给自己筑起一道围墙呢？人们建造长城，但更不愿意受它的束缚，因此分段而筑的、未完成的长城便给人留下了自由驰骋的空间和可能性。这样，对于长城的修建，我们便“只能从精神的角度去理解”。当然，我们从未见过北方民族，我们只是从古书里读到过他们，在艺术家真实描绘的图画中见过他们，正是这些古书和艺术家的描绘激发了人们去建造长城。
凡此种种，围绕长城曾产生许许多多传说，而由于工程范围之大，后人是无法一一凭自己的眼睛来加以衡量的。由建造长城而产生的种种解说的迷雾，本质上与中华帝国的含混不清紧密相连。譬如那位皇帝，我们几乎不可能打听到有关他的任何事情，虽然后来道听途说得不少，但一件也不能落实。“纵使有消息抵达我们这里，但已经太晚了，早已失去了时效。” 皇帝的谕使还未将谕旨送到，早已改朝换代了。老百姓“不知道哪个皇帝在当朝，甚至对于朝代的名称都还存在着疑问”，他们“把以往的统治者弄得面目全非，把今天的统治者与死人相混淆”。一切都不可理喻，难以置信，就像是“一朵千百年来在太阳底下静静地游动的云彩”，于是，叙述者对这些问题的考察“暂时不想继续下去了”。
卡夫卡放弃了对长城问题的继续考察，也就是放弃了对中国问题的考察，放弃了对东方问题的考察。他认为中国是不可阐释的，因为它缺乏任何确定的意义。阐释的困境就像是那位皇帝的信使面临的困境：几千年也走不完的庭院和宫殿，挤拥不堪的人群，以及堆积如山的垃圾，即使信使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冲出了宫殿最外边的大门——“但这是决计不会发生的事情”——他所携带的已是一个死人的谕旨了。皇帝死了，谕旨已没有了任何意义，即便如此，谕旨也永远无法送达接收谕旨的人手里。这就像阐释者一直在阐释没有意义的符号，虽然经过不懈的努力，却始终只是从符号到符号的阐释，触及不到符号的意义，并且这种阐释永远也无法到达接受者那里。
但是，在放弃了对阐释的确定意义的追寻之后，卡夫卡反而获得了精神的解放和自由，这充分地激发了他的诗学想象力，使他对中国长城的建造、中华帝国、中国历史以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多种可能性和丰富性有了自己的理解和阐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卡夫卡所建造的中国长城是文本性的，而非事实的；是诗学的，而非历史的；是跨文化的，而非单一文化的。同时，也正是这个产生于文本中的非现实性的中国给卡夫卡提供了丰富的东方学主题、意象比喻、细节描写，乃至语言模式。卡夫卡从历史阐释的不可能性中开拓出诗学创造的无限可能性，从单一文化阐释的困难性走向了跨文化理解的可能性。
法国后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在他的《喂，中国》一书中曾论及过类似的问题，他说，“我们希望中国存在费解的现象，这样我们就能够去理解它们：一种意识形态的返祖现象使我们能够去描绘那种创造性的阐释对象。我们相信我们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去发现意义。但是，中国却似乎在抵制这种意义的产生，这不是因为它隐藏了意义，而是因为它毁掉了所谓概念、主题和名称这一结构方式。”由于中国拒绝以西方的结构方式去制造现实，使得西方人不仅要质疑某些特殊的阐释问题，而且要质疑探索意义这一行为本身。这也就是巴特所命名的“阐释的终结”。一九七四年四月，罗兰•巴尔特在中国游览了三个星期，这位以消解神话而闻名于世的符号学大师在中国却无功而返。“他在中国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解读的东西，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意识的潜意识、任何可以破译的密码、任何可以挖掘的深度。他的探索可以归结为—个词：虚无。”(引自路易一让•卡尔韦：《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05页)卡夫卡在创作这篇小说时已隐隐约约地预感到了西方人对东方的“阐释的终结”，因此他放弃了对这一问题的考察，放弃了完成这篇小说的愿望，而只是将其中的一个片段抽出来，以《一道圣旨》为题，收在小说集《乡村医生》中先行发表，这不能不说是非常敏感而又颇有预见的行为。
(责任编辑：水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