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跨文化的“万里长城”
作者：曾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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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对中国的万里长城有所耳闻，对有关的记载和传说有着浓郁的兴趣，但他显然不会通过小说创作的形式，再现中国古代修筑万里长城的历史；他甚至也不会以借古喻今的方式来影射中国的现实政治，虽然他对中国的现实也不无关注。那么，卡夫卡何以要创作一部描写中国万里长城的小说呢？卡夫卡“并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同历史联系起来，而是与他的内心活动和他对中国文明的意义的感受结合在一起”(史景迁语)。长城是中国的象征，中国又最能体现东方的韵味和特征，因此，认识了长城也就认识了东方。“东方”，作为西方人借以认识自己的“他者”形象，原本就是由西方人创造的。他们通过将东方形象的文本化，创造了一个纯文本的东方，以代替现实中一直存在着的东方。戳穿这一东方形象的主观性、虚构性和文本性特征，显然可以使一向专横傲慢的西方人警醒，认识到西方人认识东方的局限性和任意性，从而开始寻找一种在平等对话基础上的理解和认识东方的可能性，这无疑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并且，这种思路和胆识已经超越了当时绝大多数西方的知识精英，与当下走红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在许多地方倒显得不谋而合。卡夫卡正是从这里超越了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使他的作品即使在今天也显得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解构西方人制造的东方形象，最好的切入点莫过于解构西方人关于万里长城的形象了。西方人既然建造了一座文本的万里长城，那么，这座长城是通过什么样的叙述策略和方式得以完成的？如果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是历史的，那么，西方人建造的长城就被还原为一种叙述，而非一种历史事实，卡夫卡从这里颠覆了西方传统的历史叙述模式，尤其是那些东方主义者对东方历史的叙述模式。
首先，小说叙述者的身份模糊不清，他是否有资格和能力承担叙述历史的重任是颇有问题的。有关叙述者“我”的身份，小说中写道，“我生长在中国的东南方”，“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在孩提时候，两脚刚刚能站稳，就在老师的小园子里，命我们用鹅卵石建造一座墙，记得当时老师如何撩起长袍，朝这堵墙冲来，当然一切都推倒了，由于我们的墙造得太单薄，他把我们训斥得这样严厉，以致我们号哭着四散跑回父母的身边。”“我很幸运，当我以二十岁的年龄通过初级学校最后一关考试的时候，长城的建筑刚刚开始。”“我”年轻的时代，毗邻的一个省爆发了起义，“一个途经那个省的乞丐把一张传单带到我父亲家里。那天正好是节日，宾客挤满了我们的房间，牧师坐在中央，钻研着那张传单……”这哪里是中国的万里长城，分明是卡夫卡自己的经历和想象。中国万里长城建造时，所谓初级学校是不可想象的。传说中国夏朝已有学校，但没有证据。以后甲骨文中多次出现“教”、“学”、“师”等字，卜辞中有“学多□父师于教”，表明殷朝已有了学校。但当时的学校并非纯粹的教育机关，其目的主要在于“明君臣之义，长幼之序”。周朝设有专职的教育官师氏，教育的职责是教授音乐、射箭、道德和礼仪，受教育对象是极少数的贵族子弟。所谓“学在官府”，官吏就是教师，非官吏不能做教师。这类学校与卡夫卡所说的初级学校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春秋以后，孔子创设了私立学校，主要是通过对话的形式讲学，根本没有什么“最后一关的考试”。那种严酷的考试制度其实暗喻的是卡夫卡中学毕业前所经历的一系列考试，正是这些考试给卡夫卡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曾以为我是绝不会通过小学一年级的学习的，但我却成功了，甚至得到了一笔奖学金。我肯定我不能通过升中学的考试，但又成功了。这回我断定在中学一年级必然失败，但是，我没有失败，我一次又一次成功地向前走。
但是，成功激发起来的并不是信心，相反，我始终坚信，我成功得越多，结局就越惨。在内心深处我经常看到那可怕的教师秘密会议的场面(中学只是提供了一个最完整的例子，这些教师全都来对付我)，他们开会讨论这一奇怪的、骇人听闻的案例，他们探讨我这个最无能，至少是最无知的人怎么会从中学的一年级溜进了二年级，然后又进了三年级，并如此类推。现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身上了，我当然马上会被开除掉，这将给所有摆脱了噩梦的正义者巨大的满足。
一八九三年卡夫卡参加了中学的入学考试，这被他看作是一系列公开审讯的开始。这一年同卡夫卡一起进入布拉格德语中学的学生有八十三人，而经过一年又一年的考试淘汰，八年之后，坚持参加了中学毕业考试的只剩下二十四人。对于卡夫卡来说，“每次考试，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是末日审判的预演。一次考试及格，并不能给他带来什么安慰；所有这些只是意味着，他又一次在法庭上蒙混过关了，并且，这只不过是在他无尽的罪孽的总数上又多加了一条。”一九〇一年，卡夫卡参加了大学入学资格的最后考试，在卡夫卡看来，这是一次血战，为此他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最终他通过了考试，但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据说卡夫卡的同学贿赂了希腊语教师的仆人，在考试前得到了试卷，卡夫卡也从中受益。这一年卡夫卡十八岁，年龄非常接近小说中的叙述者。另外，小说中提到的一些细节，譬如牧师在祭坛上宣读一份诏书，牧师钻研传单等，也不可能发生在中国境内，这种叙述背景的非真实化便消解了叙述内容的真实性。
至于叙述者“我”的姓名、性别、职业和经历，小说中均没有多少交代。“在当年建筑长城期间和自那以后直至今天，我几乎完全致力于比较民族史的研究。”从这里读者大约可以猜出，“我”是一位学者，整日在琢磨一些与比较民族史相关的问题：譬如长城为何要分段建筑？建造长城是为了给巴别塔打地基吗？万里长城是防御谁的呢？既然我们从未见到过北方民族，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离乡背井去修长城呢？为什么中国的某些民间和国家的机构特别明确，有些又特别含混？京城和皇帝是一回事吗？这里的“我”更像是一位欧洲的学究，而不是一位中国的书生，因为中国古代书生从来不会提出以上问题。叙述者作为一个非中国人，由他来叙述他“亲身经历”的中国长城的建造过程，这实在有点滑稽可笑。叙述者身份的不真实取消了他所叙述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
其次，一切有关历史的叙述都是历史的。小说中叙述者曾试图客观地叙述万里长城的建造过程，但是，由于历史及其传说总是无法得到证实，历史学家叙述历史总是带有自己的主观性，以及叙述者自己知识和视野的局限，因此，他最终不可能获得成功。当叙述者试图解释万里长城何以分段建造时，卡夫卡对一向受人尊敬的历史传统进行了嘲讽：
我的考察仅仅是历史性的；从早已消逝了的雷雨云层里已经发不出闪电了，因此我可以寻找一种分段而筑的说明。这个说明要比当时人们借以满足的那一种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思考能力的界限是够狭小的，但这里需要驰骋的领域却是无限的。
在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看来，所谓历史就是将过去发生的事客观地重新建构起来，就像它本来如此一样，历史学家尽量不掺入他个人的意见和情绪。历史的每一时期都有它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这些历史学家反对历史进步和目的论的普遍历史观念。这种历史的客观主义中断了过去和现在、历史时期和它的后果之间的联系，试图通过不带情感的考察，重建昔日历史。但这在小说的叙述者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考察仅仅是历史性的”，“我的思考能力的界限是够狭小的”，他不能客观地将自己投射到历史中去，他自己的历史与他将叙述的历史其实是紧密相关的，他对历史的理解和不理解其实早就被他自己的历史决定了。
再次，历史的叙述无法逃避叙述的盲点。为了摆脱历史客观主义的局限性，“我”致力于比较民族史的研究，相信“有一些问题可以说非用这个方法搞不透彻”。于是“我”发现，“我们中国人有些民间的和国家的机构特别明确，而有些又特别含混”。“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当然，在京城，就是说在朝廷范围内对这个问题是有所了解的，尽管也是现象多于事实。在高等学校教国家法和历史的老师也自以为他们在课堂上讲的这些事情是千真万确的，并继续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比较人类学将某种固定的模式拿来对复杂多变的人性进行生搬硬套，并将由此获得的结论一代代传授给他们的学生，因此，他们不可能获得历史的真实。比较人类学家面对非常复杂的独特的个体常常是束手无策，无所作为。这些历史学家坚持认为，述说一个民族的历史并不一定本民族的历史学家最有发言权，因为其他民族的历史学家由于所处的位置与所述说的对象拉开了距离，因此他对外族文化和历史的考察便更具有洞察力。这样一来，西方的历史学家对东方的历史似乎更有资格加以评说。但是，“在卡夫卡看来，无论是从内部，还是从外部，谁也无法解释清楚东方的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