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女性惨烈的告白
作者：张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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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祥夫是一个关注底层生存的作家。他的来自底层生活的描述常让人震惊于现实生活的非理性。底层社会常常是文明的盲区，底层生活常常是写满血泪的艰辛。同样深受压抑，但很多男性惯于把抵抗压抑时产生的焦虑以各种形式转嫁到女性身上。所以底层妇女作为男性欲望投射的客体，她们还要多一重屈辱和辛酸，那就是性别奴役。她们不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都是被动麻木、喑哑无声和被遮蔽的一个群体。
王祥夫的新作《尖叫》正是这样一部反映下层妇女在家庭暴力的胁迫下无所遁逃的小说。男主角培绍不事生产，嗜赌成性，日日陶醉在虐待妻子的狂欢中。最后竟残忍到用剪鱼的剪刀剪去妻子的一节小手指。女主角米香多次请求离婚，但这个小镇为保住模范的称号，离婚指标年年递减，今年根本就没有离婚指标。
从一定意义上说，离婚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婚姻中的受伤害者。如果婚姻中的受伤害者是女性的话，这伤害常常来得万劫不复。但这个小镇竟发明了离婚指标一说。法院不判离婚，派出所也为了模范的空名对培绍不予惩戒。在现代、自由、民主的二十一世纪，政治话语竟然仍在肆无忌惮地演绎着自己的神话。
在那个江南小镇，强势的政治话语向米香宣告了离婚是条死胡同；小镇的人们则以美好的“劝和不劝离”的民间伦理认为婚姻中的打骂是常态，只不过培绍打老婆打得有点出格罢了。甚至米香的娘家人也是每次劝慰一番，给了米香钱后又让她回了夫家。无所遁逃的米香终于在一次次令人发指的毒打和阴险恶毒的威胁之后，绝望地走上了以暴治暴的自我毁灭之路。
小说最后的结局耐人深思：当良善惨遭暴虐时，法律竟躲躲闪闪；但当良善只有借助于自己的力量去争取做人的基本权利时，法律则义正辞严地来伸张正义了。对此，米香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尖叫。这是女性对承受的种种压制与奴役的最惨烈的告白。
平庸的恶
家庭暴力是文明社会的痼疾。它的普遍性、残暴性在中国有深厚的滋生土壤。由于这类题材本身具有广泛的社会关注性和时效性，所以很难抹去附加在这类题材上的新闻色彩。如果想写出深度，必撇开其传奇性。作者显然是个叙述高手，他是以离婚指标者说的荒诞性为叙述支点，从而从这类题材的热点性和当下性中抽离出来。 所以，家庭暴力也好，性奴役也好，都是作者的叙述策略，肩负着叙述道具的重任。正因为如此，小说真正让人恐怖的不是家庭暴力的血腥和残忍，而是整个社会对受虐者的漠然和对施暴者的怂恿。
米香每次的离婚请求都被派出所或法院驳回，理由是为维护模范镇的牌子。理由冠冕堂皇，集体利益不可抗拒。办事员也极其“尽职尽责”地履行公事。即使在触目惊心的暴力面前，他们关注的焦点仍然是：要是再闹下去，咱们这模范镇的牌子非让他给摘了不可（派出所李民警）。他莫非非要突破镇里的离婚指标（法院调解员许小桥）。
作为体制执行者，他们动辄以集体名义行事，却从来不想米香也是集体当中鲜活、生动的一员。在政治话语的修辞里，集体已退化为一个空洞的能指。因为体制的执行者是不会考虑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不幸的婚姻中遭受的非人的一切，所以也就会对一个柔弱的生命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无助无望地挣扎熟视无睹。
近些年来，文学作品和批评关于宏大叙事下对个体人权的漠视和践踏的声讨不在少数，但多数把体制作为抨击的靶子，鲜有作品和评论触及体制执行者身上涌动的“平庸的恶”。
纳粹军官“艾克曼”在为自己辩护时，曾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转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但阿伦特认为，这是现代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的恶”。这种“恶”是把个人完全化在体制当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中不道德甚至是反道德的行为，并成为体制坚定不移的执行者，或者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自己道德上的过错。
从米香事件中可看出，没有一个人或组织能为米香锒铛入狱承担责任。虽然每一个人都是在纵凶，都是帮凶，但每一个人都可推卸米香走至绝境的道德责任。
这就是时时活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平庸的恶”。它打着各种正义堂皇的旗号，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戕害着一个个无辜、脆弱的生命，却又若无其事地扬长而去，不承担任何社会责任。作为“齿轮系统中一环”的李民警和许小桥，他们亲眼目睹了培绍的残忍和血腥，他们仍能轻松地甩手走开去。这种对个体生命的极端冷漠和蔑视不能不让人背脊发凉。不论是李民警还是法院调解员许小桥，全都是一副亲民的嘴脸，人民公仆的形象，不像是有任何道德污点的人。但为了模范镇的香火不绝，他们的贡品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在苦苦追求模范文明的小镇上，邪恶能为所欲为并最终酿成了血案也算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恶的边界
文本的叙述主体是离婚指标的荒唐，是“平庸的恶”的惊悚，因而施暴者培绍不论如何残忍也只不过是一个煽情的元素。但是在文明、法制的社会里，邪恶为什么可以不受制裁地无限膨胀，的确让人深思。米香的受虐没有得到伸张，是来自于基层管理部门的不依法行政，以政代法。那么，在没有任何社会约束力和缺乏任何法律惩戒的前提下，恶究竟有没有下限呢？
二战中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便实证了：恶根本没有下限！因为杀人一旦逃脱了法律的惩戒和道德的谴责，不给杀人者带来任何性命和名声的威胁，杀人反而成为一种极为刺激的游戏，带给杀人者极致的欢愉。
那么，在规约机制瘫痪的情况下，人被文明压抑到潜意识层面的恶极有可能以各种形式从潘多拉魔盒中蜂拥而出，它完全可以使一个正常社会中的善良的人变得十恶不赦。古人为什么一直特别强调“慎独”？可见每一个人的心头都住着一头恶魔。如果没有有效的规范和疏导，这头恶魔就会随时呼啸而出。
最初，面对培绍的暴虐，米香只是忍，忍不下去便躲。娘家富了以后，便采取以钱来换取和平的绥靖策略。哪知施暴者的狂妄远远超出米香的想象，竟嚣张到要米家给十万，不然便以汽油桶来对付米家人。对惯于逆来顺受的米香来说，培绍的恶便会无限膨胀，无孔不入。
我们注意到作品中的一个细节，培绍毒打米香的升级是在她父亲去世以后。因为米香父亲对培绍有一定的约束力，才限制了培绍施暴的无限升级。但父亲去世以后，米香的娘家人都怕了培绍，一味地用钱来妥协，也就纵容或助长了恶的无限蔓延。其实，正是米香自己把幸福和生命交给了魔鬼。
魔鬼的嚣张是因我们的懦弱和无所作为。所有的人在培绍面前都表现出匪夷所思的软弱。一无所长的培绍能一下子击中对方的软肋：米香的软肋是受虐，她的大弟弟的软肋是儿子，米香的好友月花的软肋是“劝和不劝离”，李民警和许小桥的软肋是保住模范镇的牌子，杜绝离婚。
那个小镇的生活是令人窒息的。米香遭受毒打时常常上天入地均无门。娘家不是每次都去得的，怕培绍危及她的全家，母亲更怕培绍来捣乱；派出所和法院更去不得，不但不给解决任何问题，而且还换来培绍更残暴的毒打；周围的人也都把持着“劝和不劝离”的民间伦理道德，齐心合力地把米香往死路上逼。诚如评论家韩石山所言：“邪恶是那样自由，笑嘻嘻地做着他愿意做的一宗又一宗的丑行。良善无处逃遁，魔鬼悠闲地吹着枪管上的青烟。人人都是怂恿，正面的，负面的；只有怯懦的女子一人独尝苦果，情感的，法律的。”
是愚昧还是受虐狂
家庭暴力在中国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包括打孩子、打老婆；包括冷暴力、热暴力。但此类题材的小说并不多见。对女性主义作家来说，打老婆式的家庭暴力太前现代了，属于男权社会中最低级最原始的性奴役。多数女作家们更擅长在微妙的男女关系上考辨出心理、文化、精神上的性暴力和性歧视，尽管她们的多数作品也最终难逃“被看”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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