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女性惨烈的告白

作者：张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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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男性作家来说，写打老婆式家庭暴力就多少有点不搭调，而且小说中还包含着另一个主题——“杀夫”，那更是对男作家一个不小的挑战。因为超性别写作常常是吃力不讨好的。除此之外，我们知道“弑父”是许多小说的母题，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众小说都拥挤在以“弑父”来颠覆父子秩序，颠覆权力秩序的大主题下。但以“杀夫”为题的小说寥落晨星，比较有名的有台湾李昂的《杀夫》。因为“弑父”虽然试图颠覆现存权力秩序，但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男权秩序。而“杀夫”则颠覆的是整个男权社会秩序，是乾坤逆转。鲜有男性作家敢挑战这类题材。
　　所以，这篇小说是在讲一个“杀夫”的故事，但没有任何女权色彩。米香是个未被启蒙的蒙昧者，她没有一丁点觉醒的女性意识，采取“杀夫”这极端的解决措施，是面对生存困境的一种本能自卫。如果没有东窗事发，如果她能再结婚，如果她的男人仍然偏好打老婆，只要不像培绍这么残忍，按照她的心理发展脉络，她还是能接受的。正因为作者的着眼点不是“杀夫”，文本中却又暗含了这样一个子题，才使文本的叙述话语充满了吊诡。
　　米香对付培绍的办法就是忍、逃或自杀，除了被动的承受，她不知道出路在哪里？毒打之下她甚至产生了幻觉，文中她两次问妈妈和大弟弟：她家是不是真欠了培绍十万元钱。因为培绍变本加厉地施暴，使她对培绍是否是“人”产生了质疑。也许……，也许，他们家真欠了培绍钱，这样培绍的穷凶极恶才符合叙事逻辑。其实，米香是在为培绍的兽行寻找合法性，她内心里是不愿放弃培绍的。
　　米香每日为培绍提供各类需要和服务，包括培绍酒后长达三小时的性蹂躏。她得到的回报就是培绍不定时恩赐给她的暴打。当米香的弟弟出资想雇人把他杀了时，她恐惧了，犹豫了，舍不得了。“她不想让培绍死，不想让他死，虽然他是那样恶，对自己像魔鬼……”，“好像她已经把培绍打她的事都给彻底忘掉了，把培绍剪她手指的事也忘掉了”。在经历了那么多的屈辱和苦难之后，米香仍然不想让他死，虽然他不死就是她死。培绍是个十足的恶棍，一无所长，是这个欲望横流的年代里典型的欲望符号。可悲的是，米香是心甘情愿地作为男人欲望投射的客体，自觉地被他者化。我们可以从道德范畴上把米香定义为：善良；也可从进化论的观点上指出米香的愚昧。尽管文本一再给我们这样的暗示：米香是愚昧的，善良的。但我们仍觉得这样分析米香形象太过粗陋，太过简单。
　　小说中一再强调当米香有了杀夫之心时，她又非常的舍不得。她开始想起培绍的好：第一次想起“第一天晚上的情形，想培绍的缠绵和培绍的猛力”；第二次想起培绍的手巧（日后正是这双手对她进行着非人的折磨），想起看完戏吃完猪脸回家的路上，培绍把她按在路边树下的野合。
　　我们知道回忆是有选择性的，米香回忆的片断都是曾让她刻骨铭心的。那米香的幸福时刻是什么呢？就是培绍对她一次次掠夺式的占有和强暴。这让人不能不怀疑米香对菲勒斯有着病态的依恋和崇拜。那“渴望强暴”的意象虽然只是惊鸿一瞥，但米香性心理中的受虐倾向还是引起了我们的警觉。其实，施虐和受虐在文本中是并行运作，互相回应的。受虐者的心理机制在文本中是这样表现的：
　　米香一次次被暴打时，她不敢喊、不敢哭，因为培绍会更加凶残。甚至在培绍的威逼下，乖乖地伸出小手指让他剪。
　　培绍由于没有精子或数量奇少，一直处在被“阉割”的焦虑中，所以他要加倍地施暴。一个性别的“阉割”焦虑要由另一个性别来承受，来负荷。这本身就是一种最无耻的伤害，但米香就甘愿承受养不出孩子的罪责。
　　米香“杀夫”的念头是在弟弟的启发说服下形成的。她在把钱给了可以雇人杀头的疤头后，仍有几番犹豫，她甚至乞求疤头“打他个能吃能拉不能动，哪怕我养他一辈子”。似乎受虐已经演绎成米香的天性，成为一种享受了。米香在“杀夫”的念头上几番动摇，最终下决心，不是因为她的弟弟和疤头提醒她曾受到的精神和肉体的创伤，而是提到了培绍会危及她侄子的安全。虽然“杀夫”的缘起是培绍对她的毒打，但米香显然对性奴役的游戏规则是屈服、默许和认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米香的受虐倾向是促使家庭暴力恶性发展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米香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恶”也有各种外衣。我们控诉邪恶的嚣张，同时也应注意清理日常生活中的“平庸的恶”，而且还要时时警惕被虐者自身的奴性。这几方面的工作同样任重而道远呀。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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