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两类乌托邦的凝望：《边城》与《使女的故事》

作者：张绍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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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以降，现代性的话题开始凸显于知识分子关注的视野，现代性的自我理解和建构，以及对现代性的乌托邦解构和审视，逐渐成为知识分子观察世界的一个深邃有力的视角。德国著名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说：“现代精神必然就要贬低直接相关的前历史，并与之保持一段距离，以便自己为自己提供规范性的基础。”①与贬低直接相关的前历史并颂扬现代精神的知识分子不同，沈从文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两位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认识则都表现出一种极度的忧虑和担心，他们分别通过小说《边城》与《使女的故事》解构现代，创造出“边城”和“基列”正反两类的乌托邦世界，凝望和思索人类的未来命运。
　　
　　一、乌托邦解构现代的震撼之美
　　
　　沈从文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以乌托邦解构现代性，使得现代在乌托邦的对比中暴露并放大出种种令人震撼的不足和阴暗，促使人们辩证地反思现实，正确地面对现代遭遇的困境。
　　沈从文抱着对现代都市新生活的热望从湘西乡下跑到大都市北京，却满眼看到的都是上流社会的腐朽和黑暗。他说：“一切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政治、哲学、文学、美术，背后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在推行。”②但沈从文“相信一切由庸俗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可以用文字为工具，去摧毁重建。”③他从民族抗战中无数下层官兵的实际表现中，从那些手足贴地与自然为邻的乡村灵魂里，攀住了一样东西，这就是这个民族在忧患中善良的品性、素朴的心灵，虽受尽挫折、摧残，终于没有死灭。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关键在于民族精神的重建。在《边城•题记》中沈从文这样期待：“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④他后来又说：“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到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⑤沈从文重构民族精神的思想，触及了二十世纪中国最为严峻的问题。沈从文在《边城》中对湘西世界的人性极力发掘和张扬，把自己对现代都市的思考诉诸这一个“古典”时代，一个理想的过去，构筑了边城这个古典型乌托邦。沈从文面对主流社会话语勇敢地对现代性进行重构，彻底地面向未来。沈从文选择边城作为自己的模仿对象，以此来对抗并解构充满唯实唯利的现代，向世人双手托出一种让人流连忘返的古典型乌托邦，一个洋溢着温爱和丽影的世界。人们由此立足现代常常要满怀局促不安之心，发现那现代的唯实唯利，那现代的庸俗小气，那现代的自私市侩竟是如此令人震惊如此面目可憎。
　　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对现代性的解构是在小说《使女的故事》中呈现一个反面乌托邦，一个以美国马萨诸塞州为背景的由基列主义宗教神权统治的基列共和国。在这个国度，当权者对《圣经》顶礼膜拜，不仅进行纯字面的解释，而且亦步亦趋地模仿《圣经》里的生活方式。在这些狂热的基列主义信徒那里，这个国度是一种无比美好的理想世界，他们笃信他们的生活方式足以解决现代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和矛盾，包括社会动乱、道德堕落、低生育率、环境污染与核废料的威胁等。他们认为只要信奉上帝，一心顺从，便会没有烦恼，没有问题和矛盾。基列国禁止思想和行为的多元化，一切都实行计划化、统一化。小说展现给我们的是一种兵营化的生活。女主人公奥芙弗雷德等使女们的寝室是由占领的学校体操馆临时改装而成。使女们睡在排列成行的简易军用床上，相互隔开不允许交谈。馆内有嬷嬷们管控，馆外有警卫监禁。“莎拉嬷嬷和伊莉莎白嬷嬷来回巡视着；她们的皮腰带扣上挂着电动赶牛刺棒。……佩枪的只有那些从天使军里挑选出来的警卫，但他们只有在被叫到时才允许进入大楼。我们是不准迈出大门的，除了一天两次的散步，两个两个地绕着足球场走。球场已停用了，周围用铁栏杆圈起来，顶部是带尖钩的铁丝网。天使军士兵背对我们，守在铁栏杆外。”⑥基列国取消了律师、教授，关闭了大学。路上是一道一道的哨卡，“这些哨卡类似道路施工或挖掘下水道时设下的路障：一个漆着黄黑两色条纹的交叉木架，上面印着一个表示‘禁止通行’的红色六边形标志。”⑦电话线杆上装有探照灯，路两旁建有永备发射点，里面埋伏着整装待命的机关枪手。“电动赶牛刺棒”、“机关枪”和“哨卡”把整个世界分割成一个一个孤立的互相隔膜的小岛，剥夺了人们相互交往相互交流的自由。更令人发指的是教区举行的所谓挽救仪式。对于胆敢以身犯禁的使女或者夫人以至卫士，教区将举行挽救仪式，聚众处死。小说在描写两个使女和一个夫人被吊死的场景时这样冷静地写道：“三具尸体吊在那儿，即便有白色口袋套着，她们的脑袋还是显得长得出奇，像吊着脖子挂在肉店橱窗里的死鸡，又像剪掉翅膀的鸟儿，飞不起来的鸟儿，遇难的天使。”⑧最令人恐怖的是挽救仪式中嬷嬷们对于民众集体杀戮欲望的煽动。小说有一节这样描述，人们听信了嬷嬷以编造的强奸罪名对一个卫士的控诉，脸上都充满了仇恨，纷纷认为枪毙太便宜了。人们毫不理会那待处死的卫士脑袋含混不清的摇晃以及含混不清的“我没有”的否认，人们的内心只有恨不得千刀万剐他的仇恨在升腾膨胀。“空气中充满了刺激，人人都跃跃欲试。无拘无束，随心所欲。这就是自由。在我身体里，也同样热血沸腾，激动得发晕，眼前到处是一片红色。……这时只听人声鼎沸，喘息声，低沉的咆哮声，叫喊声响成一片，红色的身体一拥而上，他的身影顿时被淹没在手臂和拳脚中，从我眼前消失了。”⑨由阿特伍德这段细致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基列国以宗教狂热为基础控制了人们的思想，民众在煽惑中盲目地群情激愤、无法自已，集体丧失了人性。基列国企图用灭绝人性的极端手段来挽救现代世界，把已然面目全非的现代地球拉回原生态。阿特伍德笔下的基列反面乌托邦给极端恶化的现代敲响了警钟。作家将现实社会的丑恶加以逻辑延伸构筑成一个幻想社会，以惊世骇人的未来恶果警示世人，发人深思，促使人们严肃地应对和解决现代的诸多问题，如履薄冰地谨慎地面向未来。
　　
　　二、乌托邦解构框架的弱势之美
　　
　　在强劲的现代面前，乌托邦解构无疑是一种黑暗中的冒险。沈从文和阿特伍德所架构的正反两类乌托邦在给人以强烈震撼的同时，其自身在框架上呈现出极大的弱势性。但正是这种弱势性呈现使得两部作品在新作如潮的文学长河中却散发出累世不衰的迷人的芳香。
　　故事的似幻似真是乌托邦解构的弱势之美的重要因素。《边城》所展现的生活图景虽然确曾存在过，但在沈从文写作《边城》的一九三三和一九三四年已经几乎不复存在，只留下美丽依旧的边城山水和建筑。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说：“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⑩边城乌托邦从诞生之初对现代的挑战就既有白塔伟岸矗立的伟大，又有白塔轰然坍塌的脆弱。同样，基列反面乌托邦对现代的挑战也显露出双重特性，既有天使军警卫的强大坚决，又有大主教的虚弱苍白。《使女的故事》所展现的生活图景虽然在某些方面是恶化的现代的影子，是恶化的现代的某些极端方面在未来的逻辑发展，同时作家以第一人称自述故事的叙事模式也使得这些生活图景十分逼真生动，但其实整个基列从头到尾压根儿就没有真实存在过。这个想象中的未来，这个对于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社会的幻想，在想象中也没有存在多久就烟消云散，只剩下想象中的三十盘磁带通过想象中的基列国“妇女地下交通网”的一个“安全屋”幸免于难，成为两千一百九十五年前后的人们可资发掘研究的古代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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